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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总是对他说：“儿啊，他们不会放我出去，要不他们就承认弄错了，然后把你抓去。我的刑期已不长了。要完成你的学业，我的儿啊，千万莫喝酒，别学你爸爸。”
然后他们继续哭诉，试图说服对方。探视也总是这样结束：儿子回家，母亲回营房继续干活。她已服刑4年，而且已申请假释。母子等了好几个月，期待着莫斯科的答复。事实上，全劳改营的人都在等。我们之中什么样的女人都有，有的真正是铁石心肠，但她们都希望卡扎科娃能出去，大家都同情她。这既是因为她代儿受过，又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很善良。这在劳改营中是不多见的。大家都有过艰难的经历，所以大都脾气不好。每当她收工回来，营房就会显得亮堂些。这女人有个真诚的灵魂。当听到莫斯科拒绝了她的申请，她没哭，也没生气，不像别人那样。是啊，心毕竟不是石头做的，我想。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但心并非总能忍受。所以她只有死，卡扎科娃真的就死了。
他们把这可怜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棺材，没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头拼凑而成的。
女人们只能送到门口，然后就听身后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们赶车上了红山。我坐在棺材上，两个士兵拿着铁锹跟着，还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公文纸：即使这最后一站也得有文件记载。士兵埋葬了她，当官的在公文纸上做了记录，他们插了一块写着号码的牌子，我和“海鸥”就回去拉水泥了。
几天后卡扎科娃的儿子赶来了——他们给他拍了电报。
他要求把母亲的尸体葬在老家，他们没同意，因为那样违反规定——她刑期未满：“她刑期快满了，那时你可以来接她。”
吉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女人们。
然后阿尔宾娜转向娜塔莎：“哎，谁答应讲个有关男人的善良和崇高的故事好让我们吃惊？讲吧，娜塔莎，不然你得不到法国口红。”
娜塔莎笑笑，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的目的，在于赢得一管法国口红。故事说的是少见的高尚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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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朋友白拉的故事。她比我大三岁，我们同校不同班，但在一起上体育课。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且后来一直没中断过。
大学一年级时白拉就深深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男生。这是一所工业学校，女生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所有男生中白拉选中了她倾心的这一位。他也爱她，但并不十分当真。第一年两个人进展得很顺利。但后来他又爱上了别的女孩。白拉不愿放弃他，他也没甩掉白拉，但对她的爱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是这样。但愿有人教女人少一点痴情而教男人多一点爱。
俩人的关系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差不多整整五年了。在这之前两个人都毕业了，白拉成绩优秀继续留校读研究生，两年之后也完成了学业。我十分佩服她，但她却对我说：“娜塔莎，我读研究生全是为了克利尔，或许他会因此而喜欢我。”
克利尔对她为取悦于他而做出的努力却不以为然：“你以为你成了世界名人我就会突然屈服于你吗？我照样不娶你，这就是对你的努力的报答。满足于我能给予你的吧。”
但他能给予她的越来越少。几年过去了，唯一变得愈加美丽的是公园里的树。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克利尔宣布要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她没争辩，她真心希望克利尔幸福，她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
事后我问她：“在婚礼上你感觉如何？”
她说：“我感到平静、自由，但遗憾的是，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光，浪费了那么多的感情，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中断了与克利尔本来就很少的约会，白拉过起了独身生活。偶尔他打电话来问候一下，她自然回答一切都好。实际上她象一支渐渐要燃尽的小蜡烛，每况愈下。不久便听说她被送进了医院，她严重咯血，经检查确认是少见的肺结核病症。这简直象沙俄时代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在一次聚会中我遇到了克利尔。那天大概是什么人的生日或是其它什么纪念日，我记不清了。我俩碰巧坐一块。闲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后，他问我白拉现在怎样了。我将白拉的遭遇告诉了他，他听后脸色发白，说：“那怎么会呢？她一直健壮得很，连流感都没得过。”
我发誓，我一点也没暗示白拉是从他结婚后身体才开始垮的，也没说让这家伙感到难堪的话，我知道说什么也不管用。他本可以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他两年前就结了婚，而且这年头儿谁相信还有人为爱情而死？但克利尔真的不安了，席间再没跟我以及年轻的妻子说一句话。聚会结束时他突然问我：“娜塔莎，明天上午我去找你，我们一起去看白拉，好吗？”
与其说是为我自己，不如说是为了白拉，我推辞道：“那样好吗？见到你有可能会加重她的玻”但他向我保证，要是白拉见到她生气他就立即走开。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一起去了普希金大街，白拉就在那儿住院。时值八月，患者获准在公园散步。在偏僻的林荫路边我们找到了白拉。她坐在一只凳子上，看上去很小，象个小女孩儿。她脸颊绯红。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克利尔急忙走过去紧挨着她坐下，伸手搂住了她的肩头，望着她那十分瘦削的面庞说：“你怎么了，小鸽子？想飞走吗？我不让你走。”
我借故走开，到医院门口等克利尔，好不使他们难为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突然获知，克利尔撇下年轻美貌的妻子，把白拉从医院拉出来转到克里米亚优美的疗养院中。白拉在那儿接受了治疗，尔后他们又回到了列宁格勒。克利尔与他的妻子离了婚而同白拉结了婚，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甚至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我也在常新娘几乎站立不住，新郎得扶着她，显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白拉是这样喜气洋洋。
我们都认为这一切都会随着她的死期到来而告结束，尽管死得幸福。但结果谁也没想到。克利尔象一头公牛一样到处乱撞，四处托人，找最好的大夫为白拉治玻他还带她到国外求医，甚至去菲律宾找巫医治疗，结果白拉不需要再动手术了。克利尔的努力使她产生了极大的力量，她居然平安地生下一个十会健康的孩子。现在，在我们眼里克利尔成了一位肺病专家，因为在白拉治病期间，他几乎通读了有关肺结核的所有资料。
有一天他们来我家做客。白拉与我丈夫聊摄影，他在给她看他早期的作品。我则悄悄与克利尔交谈。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他能挽救白拉，他回答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个飞机设计师，自然会想到，白拉也象一架飞机，只有一只翅膀是飞不动的，去掉一只就会跌落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把她曾有的那只翅膀还给她，让她重新飞起来。这个问题是从技术角度来解决的。”
我没再问克利尔前妻的事情，不知道她现在飞得好不好，我只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幸福可普施天下。
“科学家并不象你说的那样。”爱玛大声嚷道，“他们总是说他们解决不了感情问题。
不过，克利尔说的好象还有点道理。“
她和拉丽莎互相交换了一下神色，会心地笑了。
“阿尔宾娜，还有什么可说的？”娜塔莎问。
“这个故事还不够典型。”阿尔宾娜耸耸肩，然后惋惜地打开手包。
“你要的不是典型的故事，而是高尚的故事，口红不该给我吗？”
“该，该。”
“太棒了，班上的朋友们会羡慕死我。”
“不过，当你休满一年产假再回去上班时，口红早就用完了。”
“什么？一管巴黎口红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只有在特别场合我才会用它，我有点英国睫毛油，已经用三年多了。我还有点深色化妆液，西德产的。整个一个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是啊，他们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