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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在药物的作用下没有了症状和“知道自己有病”的重症精神病人还呆在家里，在较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精神科医生工作没做好的证据（这种现象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在共同起作用）。一个懂得心理治疗的医生，即使在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也尊重病人的人格，保护他的自尊和自信，为他最后恢复社会功能做准备。
精神病院封闭病房的铁门铁窗，与其说是在保护病人的安全和公共安全，倒不如说是在展示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虚弱、胆怯和无知。我们把病人关在屋里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失去了医者的勇气和荣耀。一些国家的精神病人可以在许多地方：封闭式病房、开放式病房、白天医院、中途宿舍、工疗站等等；我们的病人则要么家里，要么封闭式病房，只有很少的时间去门诊拿一点药。拿药时的情景可以归纳三句话：围一大群人其他病人和家属都围在医生旁边，病人完全无隐私可言；说上三句话医生既没有时间、也没兴趣听病人说得太多；拿一大堆药这是医生唯一能给的、也是病人唯一能得到的。
不愿意跟精神病人建立平等的、有双向情感交流的关系，原因可能来自医生自己内在的恐惧，他们不面对精神病人的非理性的、负性的情感等等，实际上是害怕自己内心的非理性和负性情感被激活。
从大的背景上看，医患关系是社会总体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在中国，亲友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很温情脉脉的；这样的人际关系的距离，比西方国家的人际关系的距离要近得多。但是，非亲友关系（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却又过远，在陌生人之间，甚至明显地有一些敌意。按照赵旭东教授的说法，就是中国人把圈内人和圈外人分得很清楚。这样的人际关系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医患关系。正常人算一个圈子，精神病算一个圈子，精神科医生属于正常人圈子，似乎对少数派的精神病人圈子有几近天然的“排斥”。排斥的工具，以前是铁门铁窗，而现在则更多地是药物，名目繁多的诊断则一直都是帮凶。精神科医生经常用药物从情感上将病人拒之于千里之外，而要找一个理由跟一个人保持距离，再没有比说他是疯子更好的理由了。
症状学的分类当然是必须的，ICD、DSM和CCMD分类诊断标准，加深了我们对病人疾病的那一方面的理解，是许多杰出的精神病学家智慧的结晶。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作为屏障，隔离了我们和我们的病人，使病人成为我们的异类，使我们不面对病人的正常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不能面对人类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命运。所以，一些现代心理治疗学派有“去诊断”的做法，即不对病人下诊断。这种做法至少可以不让病人背一生的思想包袱。
有一段时间，一些医生在争论精神分裂症改名的问题。提议改名的一方说，“精神分裂症”这一名称，已经具有一些非精神科专业的、社会学上的意义，具体地说，就是这个名称里已经包含许多的贬低、歧视、恐慌等等负性的东西，这些东西会最终导致病人回归社会的困难。动此念者不仅有丰富的心理治疗知识和卓越的对世情的洞察力，还有着仁者的慈悲心肠。比较起来，那些以各种理由反对改名的人，他们的知识和用心就很叫人怀疑了。
从国家的策略上来看，如果在精神病学领域一味地只重视精神科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而忽略了在心理治疗方面的投入，那就象是父母只重视孩子的冷暖，而忽略孩子的精神方面一样。
心理治疗在治疗神经症等其它非重症精神病上的效果是毋容质疑的。遗憾的是，以诊断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神经症的治疗领域里也流毒甚深。各个精神病院的门诊就不说了，在互联网上的心理学相关网站上，随时可见“帽子满天飞、标签处处贴”的惨境。那些“帽子”，有些是所谓“专家”给的，有些是自己给自己“买”的，还有一些是相互赠送的。我见到的最荒唐的一次，是一个人照着诊断标准，给自己一口气下了七个诊断，可笑的是，仅仅只看症状，你还不能说他是错的。
从现在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发展上看，前景还是乐观的。毕竟我们已经开始改变，尽管速度还不太令人满意。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王高华教授告诉我，他做主任的精神科将把三分之二的病房做成开放式病房，其远见卓识令人钦佩不已；杨德森教授和肖泽萍教授提议在精神病学年会上做与心理治疗有关的讨论，则是一个可能使二者相互影响、补充和融合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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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个体的命运，从来都是全人类命运的缩影。一个没有善待精神病人的社会，决不是一个宽容的、先进的社会。精神病人作为个体和群体，如果他/她/他们的命运得不到改善，整个人类的命运也是岌岌可危的。从狭义上来说，精神病人的命运，是跟精神科医生的地位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的；绝不可能出现精神病人地位低下而精神科医生被社会重视的情况。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医生，在做着既打击病人同时又打击了自己的事。
1994年，我和武汉市江岸区政府的领导在汉堡参加了德国社会精神病学年会。参加该会的有数千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精神病人。在年会的开幕式上，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康复了的精神病人，然后是德国精神病学泰斗、我的老师Klaus Doener先生。对一个精神科医生来说，最大的荣誉可能莫过于你的病人可以在数千人的会议上发言，可以对医患的合作发表自己的看法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精神病学年会如果没有我们治好了的病人参加，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也是一个很大的羞耻。
阿Q精神与认知治疗
最近有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阿Q精神与认知治疗有什么区别。由于前者涉及到一本著名小说中的著名人物，而且该人物的性格特征又与我们民族的某些“族性” 有相似之处，后者涉及到一个大的心理治疗流派，所以这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在多个层面和多个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
一、仅仅在认知……情感之间的互动模式上，两者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在作为剌激物的事件相同时，一个人对该事件的情感反应的性质与强度决定于他对该事件的看法。这是认知治疗和阿Q精神胜利法的共同心理机制。
二、两者在目的上没有区别，都是想避免情感上的恐惧、焦虑，减轻挫败感，维护自我的尊严和完整。
三、共同的心理机制也决定了手段的相同。亦即通过对认知的干预来达到目的。
四、如果用精神分析的防御机制来“攻击” 二者，使用的词汇一样：合理化防御。
五、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眼里，二者都充满了能够活下来的“适者” 的智慧。中国传统中更有一句近于谄媚的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六、以上只是在狭隘的纯心理机制的框架内讨论问题。但人同时也是社会的动物，一种心理机制的习得和使用都有其深远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原因；而且在文化的积淀中，某一些特定的语汇已经被赋与了独一无二的含义，不可改变也不可替换。阿Q精神就是这样的语汇，它是贬义的，代表了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如懦弱、无知、势利、投机、麻木等等。同时也反应了作者警醒民众、激励斗志的良苦用心。在中国现代文学里，也许再找不出第二个语汇能够具有如此巨大深刻的内涵。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所产生的情感波澜与使用“认知治疗” 时大不一样。
七、认知治疗是在对人类的认知活动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心理治疗学派。发源地是美国。继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三大公认的学派之后，它被称之为第四大流派的呼声已越来越高。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巨。认知治疗的基本理论是：一个人对某件事物的情感反应和采取的相应行动取决于他对该事物的看法；认知错误或者偏差是导致心理问题的原因，所以也是解决心理问题的最佳切入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涉及逻辑层面的认知，而不涉及信仰层面的认知，也就是说，认知学派的治疗师不得以自己的信仰为参照系来评判他人的认知的对错。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有影响的心理治疗学派起源于中国。由于阿Q精神与认知治疗在原理上的相似，我们也许可以自嘲地说：认知治疗是我们发明的，遗憾的是被别人抢先申请了专利。
大 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