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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刺未遂之后，蒋介石重掌谈判的大权，日本直接与蒋介石本人对话，这时，在中日谈判中就增添了一个新的音符。在为期83天的谈判中，从1936年的9月中旬到12月初，日方每提出一个条件，中方就提出一个相反的条件作为交换。比如，日本要求在中日之间开辟飞机航班，中国的交换条件是要求日本飞机停止在中国领空的飞行；日本提出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则提出派遣部队去消灭在满洲的共产党！在中日谈判史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把自己置于与日本同等的地位。
人们很可能会相信蒋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长达五六年，以便让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懑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看法也许有其合理之处，因为那些年月里的忍耐和屈服确实增强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是蒋介石想等待，直到他不能控制民族的情绪，然后才起来抵抗吗？我个人以之为否。事实上，等待对中国有利。蒋介石确实等待了，他一直等到自己确信有各派领袖的广泛支持，知道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背后不会遭到暗算。这后一点，即内部分裂，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日本人从发动对华战争的那天起就对此寄予希望。这一点已经被蒋像变戏法一样地变掉了。
我以为蒋介石利用汪精卫以及察哈尔－河北临时议会与日本周旋的真正动机，是要在与日本开战之前建立起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且一心要消灭掉共产党。现在得承认蒋介石有反共的情结，这是从与鲍罗廷共事以来就开始的。他认为自己能够剿清共产党。但他不能。于是，他剿共的决心就越大，直到这成为他的顽固成见。贿赂共产党的官员已经证明是无效的。他花费了长达7年之久的大好时光，枉费了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与共产党打仗，进行了5次围剿，投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力与物力，直到1933年末的第五次围剿，他纠集了近100万军队，设立了封锁线切断了他们的盐、食物和医药用品的来源。他“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的防御工事，并用机枪和大炮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缓慢地进逼，缩小包围圈。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些是埃德加·斯诺在他引人入胜的长征故事（《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描述的情况。他说，蒋介石“在苏区周围修建了一道‘长城’，组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坚固的包围圈。”然而，他还是未能成功。共产党仍然在和他捉迷藏；他们被迫退出了江西根据地，却集合了他们的全部人马，男女老幼，党员及非党员，拆除了工厂的装备，携带着他们的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于1934年10月16日向西北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他们突破了国民党在西部的封锁线，走出了几乎是无法通过的贵州、云南以及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的山区，历时368天，行程6千英里（18088里），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北。他们平均每天都要有一次遭遇战，跨越了12个省，翻过了18座山脉（其中4座是终年积雪的），强渡了24条河流，打垮了10个省的军阀的围歼部队，然后在陕西安营扎寨，并且日趋强大起来，以至于在次年威胁到了山四的太原，再次年，迫使蒋介石本人在西安接受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一个超人之举，全靠精神和士气取胜。埃德加·斯诺说，此举使得“汉尼拔①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看起来就像一次休假的远足”。
『①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3或182），迦太基统帅。曾于公元前218年春率约6万军队远征意大利。』
这就意味着，如果蒋介石打日本像打共产党那样倔强，如果中国的抗日游击队伍保持像红军那样良好的士气，这两点似乎都没有疑问，如果现在国共两党已经能把民族利益置于首位，这一点也无疑问，那么日本将不是花费5年或者7年，而是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征服中国，与此同时，它的金融体制却至多堪以承受三四年的紧张局势。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和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的顽固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南京沦陷后，在汉口的中央政府议会中软弱、“动摇”的领导已经准备去讲和，只有当蒋介石抵达汉口，士气才高涨起来，抗战到底的决心重又坚定起来。但是我已经讲过蒋介石“反共情结”的故事，这也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月里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丢掉了在1935年与俄国结成稳定同盟的机会，这个同盟也许早就制止了这场战争。
这场解放战争依赖蒋介石的领导素质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故而考察一下他作出杭战决心是基于怎样的一种个人见解，以及决定作出以后他的计划和态度，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我认为他每一步都算计对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的性质，能够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理解，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似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当时形势的。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仍然犹豫彷徨，企图避免一场大战，这并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比任何别的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这场争斗将意味着什么。日本希望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局部战争”，这样就可以很轻松地吞掉一个小军阀，而不是同整个国民军交战，这样，他们就可以声明，派遣中央军是对付日本的“敌对行动”。蒋介石派去保定府的部队，只不过是为了骗骗中国人民，虚张声势，他命令他们绝对不抵抗，与此同时，日本却在之后的三个星期内在平津铁路沿线，自由自在地调动军队、坦克和弹药给养，而不受任何干扰，在所谓的“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北平周围三面挖了壕沟，修筑了工事。蒋介石或许已经感到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仍然竭力阻止中央军卷入冲突。他在牯岭召集了一个全体军官的会议，但只是在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强烈要求，并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之后，才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也就是那时蒋介石在牯岭才发表了1937年7月16日历史性的宣言，他在总体上肯定了抗战的决心，要求日本军队撤至芦沟桥事变以前的地方。然后他告诫国人这场战争的含义，需要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并且战争一旦爆发，就没有退缩或中途讲和的可能性，否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就将化为乌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体会到他这些话的要义所在。他选择了战争，因为他现在对内部的团结处之泰然，因为日本把他逼到墙角无法动弹，但绝对不是因为他有军事上已经可以与日本相匹敌的错觉。像西南方向的撤退、焦上政策、田园残遭劫掠、多少年漫长的抵抗，这些，他心中都有数。
蒋介石在两点上失算了。第一，支持了协约国。时至今日，蒋夫人凭着她的美国和基督教的教育对以下问题所感迷惑：西方列强对太平洋上发生的灾难性的变化以及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上为什么采取一种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对日本军队的恐惧为什么如此之大，似乎日军马上就准备与所有的国家交战？第二，他错误地估计了日本军队的纪律。这两个错误的估计，使得在中国的战争变成一件空前恐怖的事情。但是这两个错误在效果上却又相互大体抵销，因为日本军队的野蛮——偷窃、抢劫、掠夺、强Jian——实际上促成了中国抗战的巨大财富之一。如果蒋介石只失算一次，仅仅失去外援，那末纪律严明的日本占领军将是中国的抵抗精神最可怕的灾难。日本兵士攻占城市的能力，与他们统治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基本常识的缺乏形成鲜明对照。
1937年8月13日发生的上海抗战，把这种冲突转变成全民族的战争，这也许应该归功于蒋，但他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日本海军则立即给予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没有一个日本士兵被杀死，为他们入侵华北提供口实。日本人最好的理由是一个日本兵士“失踪”了。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在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日本水手失踪事件，结果使全国上下惊恐万状。如果不是勤奋的中国警察全力搜寻，并找到了这个水手，发现他是因为患了梅毒而羞于返回战舰的话，这个事件也许就会促使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日本人大失所望，那个患有梅毒的水手被找了回来，不再“失踪”了。但是不久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带着左轮手枪乘车去打高尔夫球，经过中国的虹桥机场被中国守军开枪打死了，两天之后，39艘日本军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