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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人面子是最大的无礼，就像一位西方人向对方提出挑战一样。许多官员一个晚上要参加3至4个宴会，宁冒消化不良的危险，也不使任何一个欲请他赴宴的主人丢掉面子。许多打了败仗的将军本应该砍头或终身监禁。然而他们却被派往欧洲去作什么“工业”或“教育”考察，作为他们投降的赞赏，这样就顾及了他们的面子。这也是中国内战周期性复发的原因。四五年前，政府内阁宣布撤销，原因是避免使用“撤职”这个字眼，以保全某一位部长的面子，他本来应该被明确地告知滚蛋，或者外加判刑收监（撤职会使部长丢面子，因为其他内阁成员井无变化）。讲人情，完全是讲人情，这就是我们的情面。然而，它可以刺激人们的野心，克服中国人的拜金主义，它使一个中学教师感到非常不安，因为那位外国校长坚持要将他的工资由18元提为19元。他宁可拿18元，或20元。与其被称作19元先生，还不如去死的好。一位岳父拒绝留自己没有出息的女婿吃饭，以免丢脸。岳父很可能是为了使自己的女婿将来有出息，让他在回家路上默默地、孤伶伶地走着。这很可能就是他变好的开端。
总的看来，与没有什么脸面的人同行，与比有太大的脸面的人同行，要安全得多。在扬子江上的一条轮船上，两个士兵执意要船长给他们一个面子，允许他们进入一间严禁入内的、装有整箱硫磺的房间。他们进去了，并且不顾买办的劝告，坐在箱子上抽烟，而且乱扔烟蒂，结果轮船被炸，这两位士兵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未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得到的只是两具烧焦了的尸体。这些事情和知识与教养无关。5年以前，上海有位受过教育的中国将军，认为自己的面子大到可以带着超重的行李登上飞机，任凭机组人员抗议、规劝与请求，一概无用。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再给点面子，命令飞行员驾机绕场一周，给那些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一饱眼福。因为这位军人有权有势，这个面子他也得到了。然而，驾驶员的精神却多少有点紧张，飞机起飞后东倒西歪，撞在一棵树上。将军最终为自己的面子丢掉了一条腿。任何认为自己的面子大到可以带超重的行李上飞机的人都应该丢掉一条腿，并为之感激不尽。
看起来，尽管不可能为面子下定义，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除非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丢掉自己的面子，否则中国下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不过，老百姓本来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是，当官的什么时候才愿意丢掉自己的面子呢？在警察局里，面子被丢掉时，我们的交通才会安全；在法庭上，面子被丢掉时，我们才有公正的判决；在中央各部，面子被丢掉，面子政府被法治政府取代之时，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共和国。
乡村制度
缺乏社会头脑的情况下，慈善事业怎么可能在中国产生？为公众利益所创建的集体事业在中国采取了何种形式？答案要到乡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个阶段——中去寻找。田园背景使得筹办国家博物馆的私人制度得到发展，它也使人们发展了一种乡村意识，类似于一个纽约人或者芝加哥人的那种市民意识。从热爱自己的家庭，发展到热爱自己的宗族；从热爱自己的宗族，发展到热爱生我养我的土地。于是一种乡土之情油然而生，汉语中也叫“同乡观念”。这种观念将来自同一村镇、同一地区、同一省市的人联系在一起，促使他们建起了地区学校、公共粮仓、商会、孤儿院，以及其他公共事业。这些东西基本上来自家庭心理，不脱离家庭模式。这种观念是扩大了的家庭观念，使得人们有可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在沿海或内地的每个大城市中，都有一些省市或地区的同乡会，譬如安徽同乡会、宁波同乡会等。什么地方有富商，什么地方的同乡会就会得到慷慨的资助。笔者家乡的漳泉同乡会在上海拥有价值100多万元的资产。同乡会办了一所学校，凡是同乡的孩子均可在此免费上学。同乡会还可以作为旅馆，类似西方的俱乐部旅馆。非常便宜，有时还有一种奇特的付伙食费制度。它还为来此地旅行的商人们提供各种地方性指导。在满族统治期间，学士们每年一次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参加会考。没有一省一地区在首都没有自己的会馆，你总可以找到你那个省的同乡会馆。学者们和地方官的候选人们住在这些会馆中，有时还有他们的眷属，就像在长期居住的旅馆里一样。有些省，如山西、安徽，有一个这样的会馆网，帮助自己的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
在本乡，这种乡村精神使当地人民能够建立一种公共管理制度，这是中国真正的政府。只有讨厌的衙门收税员以及大吵大闹地到农村出公差招募人员的士兵们才知道还有个“中央政府”。在以前的帝国时代，政府很少向人民征税，正如村里人常说的“天高皇帝远”。征募士兵的事也鲜为人知。天下承平之时，既无战争也没土匪，只有地痞流氓才会想到去当兵。如果国家不太平，就很难分清谁是政府士兵，谁是土匪，也没有必要作这种区分。这样的区分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至于法律和正义就更谈不上了。人们总是避开法庭，95％的乡村纠纷是由那里的长者们来解决的。牵涉到一项诉讼中去，本身就不光彩。体面的人们都以自己一生从未进过衙门或法庭而自豪，所以，中央政府的三项最重要的职能：征收捐税、维持和平、维护正义，与普通老百姓很少有什么关系。根据中国的政治哲学，无为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事实也总是如此。中国真正的政府可以被描绘为乡村社会主义。适合一个乡村的东西，其基本精神也适合于城镇。
所谓的乡村地方政府是无形的，它没有市长或议员等人组成的可见的权威机构。这种政府是由年长者凭借自己的年岁从精神上予以领导，也由绅士们凭借自己对法律及历史的知识从精神上子队指导。从根本上讲，它是用习俗和惯例这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法律进行统治的。村民中出现不和时，年长者和族长，就被请来裁决是非曲直。裁决的依据，如前所述，并不仅仅是公理，而是“人性与公理”的结合。在没有律师的时候，总是很容易看出谁对谁错，特别是争论双方相互都很了解，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传统中，律师的缺乏使得正义成为可能。只要有正义、人心就会趋向平和。乡绅作为一个阶级比城市的绅士要纯洁，尽管从经济上讲，他们仍然具有寄生性质。有一些杰出正直的学者，他们并不以处理诉讼为生，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和学问的声誉，与村里的长者一起，受到村民的尊敬：在这些长者和学者的领导下，老百姓们日复一日地生活着。如果争端仍不能解决，比如涉及犯罪或分割财产等，争论双方为了面子准备决一雌雄，他们就只得把案子送往衙门。然而，这只是在双方都准备牺牲自己的时候，因为他们通常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衙门。
中国人民能管理自己，他们也一直在管理着自己。如果“政府”这种东西能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他们倒也很愿意让政府靠边稍息。让人民在10年中处在无政府状态，不让他们听到“政府”这个词，他们会在一起和平地生活，他们会繁荣昌盛，他们会开发沙漠，把它变为果园。他们会制作器皿并销往全国。他们将创办企业，开发地球上的宝藏。人们将不再种植鸦片，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去种，鸦片就自动绝迹了。他们将会省下足够的钱以防旱涝饥荒等不恻风云。取消那挂着“富国强民”招牌的税务局，国家将会更富，人民将会更强。
“仁政”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缺乏一部宪法，缺乏民权思想。这个特点根源于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它将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一种道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种力量的哲学。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