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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儒家在受到后期男性学者影响之前对妇女及妇女的社会地位所采取的态度。这时儒家还没有形成后期那种非常自私的态度。但是，妇女低一级的观念已经有了，一个罪恶昭彰的实例是规定丈夫在妻子去世之后只要服丧一年，而妻子在丈夫死后却要服丧三年；一般人在自己的父母死后要守孝三年，然而如果妻子自己的父亲去世，而此时公公却在世，那么守孝期只有一年。像恭顺、忠诚这样典型的女性品德，被汉朝的刘向编撰整理为类似女性仪礼的东西，与男性仪礼大相径庭。《女诫》的女作者班昭是“三从四德”的竭力倡导者，“三从”，即妇女未婚从父，婚后从夫，夫死从子。这最后一“从”自然从来也未真正实行过。因为在儒家伦理中，母亲还是有较高地位的。在汉代，妇女为贞洁而死，就已经可以受到公开的敬仰，并为其立“牌坊”，或由皇帝赐予一个什么称号。然而，妇女仍然可以再婚。
在追溯寡妇贞洁的理论发展时，不可以过分注重学术理论。因为中华民族一直是求实的民族。他们嘲笑理论，使其萎缩。实践必定落后于理论。甚至到清代，也仅仅是有官职的文人死后，妻子才会被认为应该守寡。对平常妇女则没有特殊要求。唐代时，大学者韩愈的女儿曾嫁过两次。在唐代的皇家公主中，有22位再婚，4位结过3次婚。但是，由几百年前的汉朝开始的传统也同时在起作用，强调以前所谓男子可以续弦而女子则不能再婚的原则。
在此之后是宋代的学者，他们强迫妇女生活在禁闭的世界里，规定寡妇再嫁是道德上的罪恶。他们极其珍视妇女的贞洁。对妇女贞洁的崇拜也就成了一种心理上的痴迷。妇女被认为要为社会道德负起责任，而男人则不必。更有甚者，妇女还要为其性格中的勇气和力量负责。很奇怪，男人们非常羡慕女性的这种性格。这时，重点已经从妇女平常的家庭道德转到女性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9世纪时，就有一位寡妇，得到儒教的男性信仰者极大的赞赏。她当时正在伴随自己丈夫的棺椁回乡的路上。一个客舍老板拒绝让她进入客店，拉了她的胳膊。她于是认为胳膊已被玷污，随即将它砍掉了。元代的另一位寡妇也受到人们的极大的敬仰，因为她拒绝让郎中察看她溃烂的Ru房。她也因此而勇敢地死去了，大部分此类故事可见于各个朝代官方撰写的文书。其中有专门章节叙述伟大女性们的一生，与伟大的男性们并列。一位以自杀保卫自己贞洁的妇女往往有机会在文学上以某种形式留下芳名。
到了明代，这种贞洁守寡的教条成了官方的一项制度。凡30岁以下开始守寡直到50岁达20余年者，官府要为她立“牌楼”，以资鼓励。其家庭可免去一切赋税。于是，不仅崇敬妇女品德的纯洁是非常道德而高尚的事情，家庭里男性成员如果这样做也会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好处。贞洁寡妇不仅受男人及其亲属的欢迎，也是妇女使自己出人头地的最方便的办法。她给自己的家庭，也为整个村庄和家庭带来了荣誉，这样，寡妇的贞洁成了人人津律乐道的品质，只有少数有独立思想的人曾经作出过几次抗议。正是这种贞洁观导致了儒学在“文艺复兴”的1917年遭到批评，被称作“吃人的礼教”。
随着儒家理论的发展，实际生活的小溪也在不息地奔流。它建筑在社会常规的基础之上，然而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压力。比儒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男人在控制着钱袋。儒学将寡妇贞洁立力一种宗教，而宝石、珍珠项链与儒学无关，却使女性变为姬妾与妓女。魏晋时期，政治混乱，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大家族兴起。这一切一方面促使了纳妾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又迫使男人将新生女婴溺死，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女儿出嫁时的庞大费用。在这些年代，许多官吏与富豪在自己家里都供养几十甚至几百个舞女。这种奢侈放荡，耽于声色的生活使那些浪荡公子的迷梦得以实现。总之，妇女成了男人的玩物。石崇纳妾几十人，他通常在床上洒一层薄薄的香粉，让他的姬妾从上面走过。体轻者走过不留脚印，赏珍珠项链，留下脚印的则要“节食”以减肥，是那些珍珠项链，而不是儒家的学说，成了中国妇女堕落的原因。正如古罗马与现代纽约的情形一样。实行缠足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男性的想象力与审美观堕落的最后一个明证。
荒谬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妇女以她们的忌妒著名，那些怕老婆的官员们经常带着一脸的青伤上朝，致使皇上不得不降旨惩罚这些爱忌妒的妻子。一位名叫刘伯玉的人经常背诵《洛神赋》。有一次他感叹着说道：“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焉。”他妻子答道：“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我死，何愁不为水神？”当晚她就投河自尽了。7天之后，她托梦给刘伯玉说：“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也。”从此以后，刘伯玉再也不敢过任何一条河。刘妻淹死的那条河就叫“妒妇津”，在今天的山东省。如有妇女欲过此河，总要先把自己漂亮的服装盖起来，或者揉皱，脸上涂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否则就会风暴骤起。然而如果是长得丑的妇女，河神便不会忌妒。那些过了河而没有引起一场风暴的妇女认为她们自己长得一定很丑。
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妇女的忌妒是随着姬妾制度的发展而发展的。这是她们唯一的防身武器。一个好忌妒的妻子可以仅仅靠这种本能的力量阻止自己的丈夫纳妾，现在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如果男人有一点理智的话，他会看到婚配是女人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职业。于是，他就会原谅女人们这种职业的伦理，不管他有没有纳妾。我们的学者俞正樊早在1833年就发现，“妒非妇人恶习”。失去丈夫欢心的妇女与失去老板欢心的职员，他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没有结婚的姑娘与失业者的心情也差不多。人们在商业竞争中的职业忌妒与妇女在情场上的忌妒一样地冷酷无情。一个小商贩不愿丢掉自己的买卖，其心情与一位老板的妻子看到丈夫娶了另一个妇女的心情是一样的，这就是妇女经济没有独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看不见这一点，人们就会笑话那些以美色骗取男人钱财的女人。其实她们只不过是另一种成功的商人，她们比自己的那些姐妹的头脑要清楚。她们以职业精神将自己的货物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然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成功的商人与以美色骗取男人钱财的妇人都要同一种东西——钱。鉴于他们都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他们应该互相尊重。
家庭与婚姻
然而，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曾经被几位妇女用轿抬上了苏州郊区的山岗。那些女轿夫坚持要把我这样一个男人抬上山顶。我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让她们这样做了。因为我想她们可能是中国母权制的后裔，是南方福建人的姐妹。高耸的胸膛，挺直的体态。她们运煤、犁地。她们清晨早起穿衣漱洗，头发梳得非常整洁，然后下地干活，到时候回来给小孩儿喂奶——是人奶而不是牛奶。她们同那些作为富裕人家的当权者，也是自己丈夫的统治者的妇女们是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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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中国妇女真的是受到压制的吗？这时，慈禧太后强有力的形象便进入我的脑海。中国妇女可不是那种易受压迫的妇女。她们尽管被剥夺了许多的权力，他们不可以做速记员，或律师和法官，但是她们在家里是统治者。当然那些堕落的家庭除外，那里，妇女是男人的玩物。不过，即便在这些家庭，一些姬妾也设法控制了她们的丈夫。更重要的是，尽管妇女被剥夺了许多权利，但她们仍有结婚的权利。每个中国姑娘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家。人们坚持就是奴婢也应在适当的年龄出嫁。在中国，结婚是妇女不可剥夺的权利。充分享受这种权利，她们就有了用来争取其他权利的最好武器，无论是作为一个妻子，还是作为一个母亲。
问题要从两方面看。男人对待妇女无疑是不公平的。然而妇女如何进行报复也颇有意思。对妇女进行束缚的结果是人们普遍认为妇女地位卑贱，她们自己也妄自菲薄，许多男子可以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