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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你也就不会害怕这些新政策最初的烟火了。
道教
然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否满足了中国人的愿望呢？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如果它已经彻底满足了人们本能的需要，道教与佛教就不会有立足之地了。儒教适合中产阶级的道德，对普通人是最合适不过的，无论他们是穿官服的人，还是给穿官服的人磕头的人。
但是，还有一些人既没有穿官服，也不愿向穿官服的人叩头。人类还有更深一层的天性，儒家思想还未能触及，严格的儒学是太正统，太讲清理，太正确了。人有一种隐藏着的欲望：放荡不羁，然而儒教却不允许。那些喜欢披发赤脚而行的人于是都转向了道教。我们曾经强调指出，孔教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而道教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道教是伟大的否定，而儒教则是伟大的肯定。儒学宣扬礼教和社会等级，为人类文化与人类约束辩护；道教却强调返归自然，不崇尚人类文化与人类约束。
孔教两个最重要的道德是仁和义。然而老子却轻蔑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儒教基本是都市哲学，而道教乃乡村哲学。一个当代儒者要饮用城市批准出售、经过消毒的甲级牛奶，道学家则以农民的方式直接从奶农的奶桶中取用鲜牛奶。因为老子可能对城市的销售执照、消毒措施，以及所谓的甲级表示怀疑。这样的牛奶可能已经失去了自然的｜乳香，而掺进了城市议员们的分类帐目和银行存折的味道。在尝过农民生产的牛奶之后，谁还会对老子的观点有所怀疑呢？因为卫生部官员可以使你所喝的牛奶不受伤寒菌的污染，但他们却不能保证它不受文明社会的耗子们的侵害。
儒家学说还有其他缺陷。它太现实主义了，使人没有多少玄虚和遐想的余地，而中国人又是那样富有孩子般的想象力。中国人心目中总是有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对事物的奇异感，我们称之为着魔，或者对某一种东西的痴迷。儒教给人们指出了灵魂的存在，但又小心翼翼地不去碰它，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孔教承认山川有灵魂，承认象征意义上的祖先的灵魂，但孔教不承认有天堂和地狱，不承认有不同等级的神抵，不承认创世的学说。儒家的理智对巫术、对长生不老之丹很少感兴趣。然而除了理学家，即使最现实的中国人，都在内心渴望能长生不老。孔教没有仙女和妖精，道教则有。总之，道教为人们提供了儒教所未能提供的虚幻美妙的孩童世界。
于是，道教即可用来解释儒教所不能解释的中国人性格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正如一个人，有一种自发的浪漫主义和一种自发的经典主义。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经典派。实际上，道家自始至终是浪漫主义的。首先，它宣传返归自然，浪漫地逃避尘世，反对孔教文化中的做作与责任感。其次，它代表着人生、艺术和文学中的田园理想，代表着对原始质朴的崇尚。第三，它代表着奇幻的世界，其中点缀着稚气的创世神话。
中国人被认为是讲求实际的民族。然而，他们浪漫的一面也许比现实的一面更深刻，这一点表现在深刻的个性中，在对自由的热爱中，在乐天的生活态度中。这一点也使外国观察家们备受困惑。在我想来，中国人也因此而更加伟大。在内心里，每个中国人都想当流浪汉，过流浪生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依托。在儒教控制下的生活必将是无法忍受的。道教使中国人处于游戏状态，儒教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中国人在成功时是儒家，而失败时则变成道家的原因。道家的自然主义，正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的心灵的止痛药膏。
有趣的是，道教与儒教相比，更像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通过老百姓的心理反应而与中国人对灵魂世界的解释结合了起来。老子自己并没有炼长生不者之丹，或施行什么道家的巫术。他的哲学，是在政治上实行放任主义，在伦理上实行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相信清静无为的政府是最理想的政府。人需要被允许停留在那种原始的自由状态中，老子认为文明是人类退化的开始，认为儒家的圣人都是使人民腐化的元凶，正如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是使欧洲腐化的元凶。用他辛辣机敏的话说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已”。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继续对儒家的虚伪与无用进行了辛辣巧妙的讽刺。
这样做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儒教重视礼节，严格规定举哀期和棺材板的厚度，其弟子也都渴望升官以济世，所以儒教很容易成为漫画的材料。道家对儒家的痛恨是浪漫主义者对经典主义者的自然的仇恨。也许这并非仇恨，而仅仅是无法遏制的嘲笑。
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与浪漫地出世并返回自然仅有一步之遥。据说老子老年去职后即消失在函谷关外。楚王曾经要为庄子提供一个很高的官职。庄子则问楚王，假如一个人像猪一样被关起来，喂肥了，然后被杀掉放在祭坛上，这难道是聪明之举吗？从此，道教就总是与遁世绝俗，幽隐山林，崇尚田园生活，修心养身，抛弃一切俗念等思想联系在一起。由此我们获得了最具中国特色的迷人的中国文化，田园生活理想，田园艺术以及文学。
人们也许会问，这种遁世理想与老子到底有多大关联。被认为是老子著作的《道德经》与被称作中国尼采的庄子的著作相比，其文学成就稍差一些，然而它却蕴藏着老猾俏皮的智慧的精髓。我认为在世界文学中，这是一部最辉煌、最顽皮的自我保护哲学著述。它不仅教人以纵情放任，消极反抗，而且教人愚中之智，弱中之强，受辱的好处，隐藏的重要，有一条道德格言说：“不敢为天下先。”理由很简单：这样你就永远也不会暴露自己从而受到别人的攻击；你也就永远不会被打倒在地。据我所知，这是唯一已知的、讲无知与愚蠢是人生斗争最好伪装的理论，这个理论本身也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老子学说中的人类智慧也发现了自己的危险所在，并开始把“无知”作为自己的主旨进行宣传。它看到了人类努力的徒然，于是便宣传“无为”以养精蓄锐，益寿延年。因此，积极的人生观即变为消极的人生观，其影响也扩大到了整个东方文化。在《野叟曝言》以及所有伟人的传记中，我们都可能看到一个匪徒或隐士转化为一个世俗的人，并承担起对自己同类的责任，这往往是儒家思想使然。而浪漫地逃遁这个世界却总是道家或佛家思想使然。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在汉语中被称为“入世”与“出世”。有时这两种观点会在同一人身上，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互争高下，比如袁中郎。当代则有梁漱溟教授为证，他本来是隐栖山林的佛教徒，后来却能转向儒教，结婚娶妻，现在正在山东主持着一所乡村中学。
我们的生活、艺术和文学中的田园理想，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这大部归功于道家对自然的情感。立轴与瓷器上的中国画总不外有两个主题，一是家庭生活的幸福，画中往往有悠闲的妇女与小孩；另一个是田园生活的乐趣，画有一个渔夫、或樵夫、或隐士，在松树下席地而坐。这两个主题可以分别代表着儒道两家的生活理想。樵夫、采药者、隐士与道教联系之紧密是一般外国人绝难预料的。道家的情感在下面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种对自然的感情差不多流露在所有的中国诗歌中，形成了中国人精神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儒家在此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对原始简朴的崇拜，也是儒家传统意识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生活的农业基础，部分是建立在家庭制度之上，要求土地归家庭所有，部分则建立在儒家渴望黄金时代的梦想之上，孔教总是追溯到尧舜时期，认为那时是黄金盛世。后人在提到这个时期时，说当时的人们席地而坐，用小棍打着节拍唱歌，那么幸福，那么优雅。歌词的要点是这样的：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
崇拜古人后来就变成了崇拜简朴的代名词。汉语中这两个观点是紧密联系的，即“古朴”。儒家的家庭理想总是男人们边耕边读，而妇女们则从事纺织。下面我们再引一首诗歌，与前边的道家诗歌相对比。它歌颂简朴生活，故而实际上是对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