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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科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家族制度使人口增加，从而使种族得以延续；而科举制度则使国家能对人口进行质量上的选择，从而使才能得以再次繁殖，世代相传。科举制度始于唐代，是建立在中国贵人非天生的基本信仰上的，中国话是“将相本无种”。这种制度在汉朝的推举文职人员的制度中已具雏形。公元3～4世纪的魏晋之后，官吏选举制度有些变化，变得对名门望族有利，对黎民百姓不利。结果造成了“九品制”中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显然有利于晋朝贵族家庭的发展。
科举制度到唐朝（7～9世纪）已经完善。一直到1905年，它基本是一条由寒门通向权势与名利的向人人都开放的途径，尽管在后来的朝代中，科举制度多少有些修改。这些考试从本质上讲，是有些机械，尽管这种机械性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吸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却适合选举一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智力测验。这种制度使得农村有才能的人不断进入城市，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健康所急需的内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纵观多少世纪以来的情形，科举制在统治阶级的质量上，起了重要的选择作用，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
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不仅从农村来，而且更要回到农村去，因为田园生活的模式总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哲学与生活中的这种田园理想，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普通人的意识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今天的种族繁荣与健康的原因。中国生活模式的创造者们在文明与原始的生活习惯之中，维持一个不偏不倚的水平。他们干得如此漂亮，不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吗？他们选择了农村文明，忌恨机械发明，喜爱简朴的生活，他们发明了各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又不被这些方式所束缚。他们在诗歌、绘画、文学中一代又一代地宣传“返朴归真”。是他们健全的本能指导他们这么做的吗？
接近自然就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康健。退化的只是城市人，并非农村人，所以城市中的学者与富庶人家总是有一种渴望自然的感觉。一些著名学者的家书家训总是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揭示了中国文明的重要一点。这是使中国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既微妙又深刻的方面。我从郑板桥异常珍贵的家书中，随便选了一封给他胞弟的信。板桥家书应该被看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家书：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几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屋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这就是中国文学中的典型感情。郑板桥的这种田园理想是建立在他对贫苦的农民充满博爱精神的诗一般的感情之上的，接近于道家精髓。正如曾国藩的田园理想是建立在渴望维系家族制度的感情之上，与儒家种族观念息息相通，二者相辅相成。因为田园理想使家庭成为一个单位，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使乡村成为一个单位，是整个政治文化制度的组成部分。
我们会饶有兴致地看到，曾国藩这位了不起的将军和当朝宰相，在给他儿子及侄子的信中，不断告诫他们不要养成奢侈的习惯，建议他们种菜，养猪，给农田施肥。他明确告诉孩子要勤俭持家，这样家族的繁荣才能持续下去。
如果简朴可以使家庭延续和完善，那么简朴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延续和完善。对曾国藩来讲，以下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大抵士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
于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曾国藩为什么认为“养鱼、喂猪、种菜、种竹”为“家政四要”。他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继承我们祖先的传统，另一方面可以让人在墙外就看到我家的生气。进院之后又能看到一片繁荣景象。即使多花点钱，雇几个人帮忙，这个钱也是值得花的。从这四件事上，可以看到一个家庭是在上升还是在败落。
从颜之推（531～591年）、范仲淹（989～1052年）、朱熹（1130～1200年）的家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执著的勤奋俭朴的家庭理想。这种理想也是被认为是民族最合理的道德遗产。家族制度已经多多少少交织在田园生活的模式之中，二者无法分离开来。“淳朴”这个词对希腊人是至关重要的，对中国人也是如此。似乎人们既知道文明的好处，也知道文明的危险。人类知道享受人生的乐趣，但同时也清楚这种乐趣只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他们害怕上帝的忌妒，所以宁可享受简单一些却能持久的乐趣。根据中国人的观点，享受生活中太多的幸福，就是“折福”，即减少自己生活中的福分。于是，“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人当取清淡之福”，正如明末一位学者所云。这一点，中国人从内心表示赞同。因为人类幸福是如此靠不住，返朴归真是最切实的保证。事实必定如此，中国人从本能上就知道这一点。他们要求家族延续，从而也使民族得以延续。
年轻的种族
于是我们可以说，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通过时文明的一种本能的怀疑与坚守原始的生活方式，避免了城市生活所带来的退化。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中国文明必须被理解为一种与西方文明有相当差别的文明，喜欢尚古主义，并不大愿意向它说再见。这当然不是一种能保证人民和平，不受断断续续的流血与动乱之苦的文明，不是一种能避免战争、饥荒与水灾的文明。
在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相对文明的社会生活的国家中，仍然会发生《水浒传》中描述的那些事情，包括虽不多见但仍有可能的食人肉的事情。这个事实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对抗文明所造成的混乱从而使社会延续的秘密。梁山泊的宋江、李逵等一群健壮的强盗，虽然是孔子之后15个世纪的人物，然而他们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疲惫不堪的文明的代表，而是文化时代到来之前的黎明时分一群欢乐的孩子。那时，生活的保障还是个未知数。似乎中华民族并没有按孔子的说教变得完全成熟起来，而是在切实地享受那延长了的孩提时代。
这使我们考虑到有关中华民族种族构成的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种实体，中华民族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古老民族的特点呢？还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还年轻，在种族上远未成熟的那样一个民族的特点？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区别：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古老的，在种族上是年轻的，这是一个当代许多人类学家都主张的观点。格里菲思·泰勒根据他的移民区模式，把中国人划分在人类进化最年轻的一层。哈夫洛克·埃利斯①也认为亚洲人处在种族上的婴儿时期，他们在获得专门化的发展之前，仍会保持着儿童时期的适应性、灵活性，以及原始状态的各种纯朴的特质。也许“延长了的儿童时期”是一个更好的字眼，因为幼稚、受阻碍的发展、停滞等等都容易引起误解。
『①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英国心理学家和作家。』
所谓中国文化停滞的观点是由于人们单纯从外部观察中国，对中国内部生活一无所知而造成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