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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怎不令人击节而叹？政府之爱民，真是善体人意，无微不至，美国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为了保人民的命，乃至人道的考虑，我们则犹有过之——图人民的方便。
最近甚至听说，有人建议飙车既然难以禁止，问不设立大飙车场；六盒彩既然防不胜防，何不由政府当组头。而我则要建议，既然凶杀之风难以遏止，何不派员赴意大利考察，在国内设立罗马式的竞技场，专供勇于私门的人表现？
此外国外既有供爱涂鸦者设的涂鸦墙，为喜欢自我发表的年轻人设置的徒步区，我们何不设一批假的电话亭、路灯、工程车，转供雅好破坏发挥，如此以民之所好与之，必能大大树立政府开明的形象，而成为世界民主的新典范！
（本文为反讽）
“总算孩子大了。”一个太太宣布：“我打算离家出走！”所有听到的中年妇人，都兴高采烈地过去道贺。
中年女性叛
一九七八年春，当我担任美国丹维尔美术馆驻馆艺术家时，曾应邻近的马丁斯尔市艺术中心邀请，去做了两个星期的国画指导。负责接待我的，是当地艺术家凯利夫妇。
他们每天轮流开车带我去教课，参加各种活动，同时，在豪华的宅邸中，为我举行一个小型的画展，身为业余编织艺术家的凯利先生，编织了一面精致的旗子送给我，太太则下厨学做中国菜，七个孩子更成为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家庭的温馨和马丁斯维尔的春景，在我寂寥旅途的记忆中，留下鲜明的印象。所以五年后，当我终于也一家在纽约团聚，生活安定下来，便极欲再叩访这难以忘怀的一家。
我打电话过去，传来的是凯利先生苍老无力的声音：“我的妻子与我离婚了，一个人北上，或许在加拿大吧！她说孩子大了，总算自由了，所以，她要过自己要的生活……。
同一年，我私人画班的高材生宁芙太太，突然辍学了，说她的六个孩子多半成｜人，最小的也能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她要离开家，去完成一些年轻时的愿望。
“我不打算离婚，但要离开家，十多年前我就这么想了，直到今天才有机会，人都近五十，再不去寻找，就来不及了！”宁芙太太说。
妙的是，同班的太太们，居然兴高采烈地向道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她们也很怨，觉得半生都浪掷在尿布和洗衣粉里，真应该向宁芙太太看齐，未来也过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坐在一旁，不知该说什么好的我，见到的是一双双闪着光亮的眸于，我发现——那些中年妇人们，似乎从宁芙的“勇敢”中，获得了激励，也可以说，她们因为看到宁芙做出她们不敢做，或不敢说的事而兴奋不已。
今年暑假归国。一个儿时的玩伴约我午餐。
：“我打算离开我老公，你觉得如何？”她突然问我。
：“你们的婚姻不幸福吗？家庭不成功吗？”
婚姻幸福不幸福我不知道！“她说：”家庭应该是成功的，从一无所有，到好几栋房子！但是你要知道，房子全是我赚的，我老公那点薪水只够吃饭！“
“常听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你们这样富裕，为什么还要怨呢？夫妻共同奋斗，有了这些成就，何不共同享受成功的果实，况且孩子又都上高中了！”
“喂！你有没有为我想想，你不觉得我还算年轻吗？不趁着年轻，完成自己的理想，难道要等到做老阿巴桑再后悔吗？”她居然有些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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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接下去的闲谈中，我听不出她真想做什么，既非再找个小白脸嫁了，也不是出去另闯一番事业。总之，她就是觉得冤，觉得自己过去是白活了。却似乎完全没有想到离开后，那大她十多岁的丈夫，会是怎样的景况。
过去总听说男人到了中年，有了经济力量，又少了孩子的负担，容易有外遇，一方面希望在别的年轻女人身上找寻青春，证明自己还年轻；一方面因为厌倦了一、二十年刻板的家庭生活，想找些外来的刺激。
遇到这几个朋友、学生的例子，才惊觉到——在女性心灵的底层，何尝没有这种“变因”！而且变因可能是在男性压制下的反弹，以及对自己逝去青春的呐喊，其中的愤懑，更是中年男性所没有的。
最后，我对儿时的玩伴说：“让我举个例子吧！你和你先生一起人生的旅途，他背着重重的行囊，你拉着几个孩子，走过大半的路，行囊轻多了，孩子也大了，你向前看，路上的风景不见得有后面美，路边的花，也不如后面多，于是你对丈夫和孩子说：”你们自己走吧！趁着我精神还好，体力仍足，决定跑回头，再走一遍走过的路。而这一次，我要好好看看周遭的景色，拾取一些可以珍藏的东西！‘“
可是你为什么不对丈夫说：“你的行囊也轻了，让我们再往回走一段，趁天色未暗，看看过去未曾欣赏到的美景”呢？
如果你丈夫说他走不动了，你是否忍心抛下他，一个人走回头路呢？
夫妻在艰苦的奋斗期，确实可能少了情趣，但那情趣能在子女成年后，再共同去寻找，本无须抛下一方，独自前往！
由各自背负行囊，无暇四顾，到相互扶持，行一段惬意的人生路，不另有一番境界吗？“
具有中年反叛“基因”的女士，以为如何？
快跑、当众痛哭、大声咳嗽，都可能妨害别人的自由？
自有我在
有人说老美最懂得自由的真义，处处唯恐个人的自由影响到别人，不过据我看，他们简直就是过度敏感，甚至显得有点神经兮兮！
有一回我在办公室的走廊跑，好几个老美居然同时打开门，大惊小怪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没事，只因敝人干记者出身、跑惯了！”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拜托以后别跑，因为使我们紧张，以为失火了，这是妨害我们沉思的自由！”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又有一回参加老美的丧礼，丧家的亲属居然不哭，使我还以为死了别家的人。原来据说是把悲恸藏在心里，泪往肚里流，为了免得外人不知所措，增加他人的心理负担。岂不也是笑话！吞泪是会得癌的！而且没人顿脚捶胸、哭天抢地，如何能见死者的哀荣？自己就算不哭，也该请职业孝子代劳才对呀！
还有一回，老美来我家做客，正逢家母花粉热咳嗽，居然每咳一次，那老美便要问一遍：“令堂是否不舒服？”也不嫌烦？后来拙荆在里屋伸了个“有声”的懒腰，那是痛快呀，老美居然也神经兮兮地问：“怎么了？”
到美国十年，我总算弄清楚，敢情老美自生下来便受个教育，别人打喷嚏，一定要对他说：“上帝保佐你！”那打喷嚏的人，则得讲：“对不起！”这对不起的意思，一则是因为自己失态，一则是对引起别人不安表示歉意，所以当我们打个过痛的喷嚏，或伸个畅快而有声的懒腰时，在中国，只要不传染，没人会去管你，但在欧美，却可能引来一大番不知是真是假的问候。
所以美国式的自由，说得好听，是建筑在关心别人的基础上；中国式的自由，是建筑在舒畅自己的原则上。说得难听一点，则老美是自己碍手碍脚的小家子气，我们老中才有那“自有我在”的大风范！
（本文为反讽）
如果我们办国际运动大赛，各国应该早早送选手来台北，以便适应这里的空气。
大体育馆万岁
听说台北市政府考虑在七号公园预定地兴建大体育馆，我立刻举双手造成，高呼市府为民造福万万岁！
首先，台北市寸土寸金，这么昂贵的土地，当然应该用为建筑，给大人办正事，而非辟为草地公园，让毛孩子嬉戏。而且在黄金地皮上种草，绝对不如建钢筋水泥来得恰当，所谓“佛要金装”，贵的地皮盖贵的建筑，才配呀！
其次，建了大体育馆，必有助于台北污浊空气的改善。想当年，韩国要求主办奥运，国际奥委会开出的首要条件就是汉城空气要净化、汉江要整治，否则运动员的体能不但无法发挥，只怕还要受到伤害。台北的空气号称世界最脏，又因为是盆地，常有逆温层作用，若不想把国际好手吓跑，当然会逼得改进空气污染。
或许有人说办不到，其实办不到也好啊！想那玻利维亚，在世界最高首都拉巴斯举办国际运动会时，各国为了使选手适应那里较稀薄的空气，纷纷提早把选手送去训练。同样的道理，如果大家早早来我国练习呼吸台北空气，不是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