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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参加选拔的，只晓得最后由姚一苇先生点头，获得主演红鼻子的机会，其间曾有人对我嫌清脆的音色，表示意见，怀疑适不适合表现跑江湖的小丑。在他想，或许小丑应该有着略带沙哑，甚或滑稽的调子，但是都被姚一苇教授否定了，因为红鼻子不是一个真正的小丑，他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不告而别地离家之后，教过书，也当过记者，所以红鼻子实际是个知识分子，他有比别人更清明的头脑，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别人看他戴着面具逗笑时，他何尝不是从那面具的后面，冷眼看人生？
排演在罗斯福路的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中进行，由于每天下午要排戏，使我不得不常溜课，而且总是熬到深夜。一群大孩子，在导演的严格要求下排练，没轮到的躺在旁边椅子上打盹，晚饭则常挤在附近的“寿尔康”小吃店辣豆瓣鲤鱼，并且在寂静的深夜散去，那种剧中的肆情与剧外的无羁，给我留下深刻的回忆。尤其是当戏中整个杂耍班子表演时，舞娘穿梭、乐师伴奏、大力士耍棍、小猴儿翻筋斗、萧老板作揖叫场子、红鼻子唱歌，竟觉得像是看到童年的走马幻，转着、转着，仿佛进入梦境。
红鼻子这幕戏，实际就像一场梦，它透过一群因风雨阻于旅店的人，包括音乐家、生意人，带着自闭症孩子的父母和杂耍班子，以合于西洋戏剧“三一律”的方式，在十几个小时之内，表现了人类的贪婪、迷信、自大、自私、懦弱与犹疑。它四幕的主题，分别是降祸、消灾、谢神与献祭。降祸的一幕中，先有台风的大灾，再有飞机失事，商场失利和孩子生病的祸；在消灾一幕中，红鼻子补妙地为众人解决了问题；第三幕由杂耍班演出“谢神”；第四幕则是红鼻子救人牺牲的“献祭”。所以表面是写实剧，内里却有着象征的意义。
除了对红鼻子的角色的诠释有许多困难之外，歌舞杂耍的表演也是一项对演员的考验。记得那时演员常到邓昌国先生在仁受路的家里，听许常惠先生分析他的曲子，并在一位何小姐的钢琴伴奏下练唱。我虽擅唱，但读谱的能力不足，只好用录音机将整个伴奏录下，再回家练习。
尤其令我痛苦的，是必须戴着红鼻子的面具跳现代舞，那个面具盖住了脸的上半部，平时从“眼睛洞”看前方固然没有问题，跳起舞来由于面具抖动，加上看不清脚下，舞台又有好几层，可就随时有失足之虑。所幸刘凤学女士的精心调教，将步子算得非常准确，七天的演出，才能安然度过。
至于杂耍和群舞部分，师大的麦秀英本来就有舞蹈的专长；政大的郭冠英擅长弹吉他；中兴大学的修建华由于个头大，正好扮演大力士；能翻筋斗的“小猴儿”，在大学生里找不到，只好去大鹏剧校物色。加上饰演杂耍团老板的工专侯树基，一付沙瓤大嗓门，表演起来倒还真是热闹！
那次演出，是配合庆祝五十九年青年节，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的大专社团服务中心礼堂，从三月二十八号演至四月三日。演出介绍以中英文印制、赞助单位包括了文复会、中山文化基金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省党部、市党部、总政战部、教育司、教育厅及台北市教育局，加上一演就是七天八场，红鼻子又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凡此都是国内话剧界少有的事。可惜当时颇忌“红”字，所以“红鼻子”的剧名被改为“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当时所吸引的观众，虽然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学生，井未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回响，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打破过去舞台剧的模式，完全由学术艺术界的人士参与，表现出他们共同的理想。最起码，由音乐家和舞蹈家专门为一句戏作曲编舞，在当时就是创举，而且有深远的影响。许常惠先生为红鼻子写的“是花儿的归花儿，是鸟儿的归鸟儿”等歌曲，据说后来由中广儿童合唱团灌成了唱片。而那一次刘凤学女士与姚一苇教授合作的经验，也极可能是现在担任两厅院主任的刘女士，能提出由国家剧院制作此次演出的原因之一。
红鼻子虽然为我赢得一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但是每想起当时以二十一岁的年纪，扮演这么一个深入的角色，便有几分汗颜，觉得自己不曾表现红鼻子于万一。而这十九年间的变化，也真是太大了，可敬爱的李曼瑰、刘硕夫老师先后辞世，国内的剧运在上一辈的耕耘与新一代的努力之下，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七月归国，姚一苇教授带我参观了国家剧院中的小剧场，道具服装制作和布景工场，更欣赏了红鼻子的排演，过去只能梦想的设备，而今都成了真，过去东拼西凑的服装，现在有留美归国的靳萍萍小姐专门设计；以前十几公尺的舞台，现在成为二十公尺的宽的国家剧场；过去用手一个个开的的灯光，则改为了电脑控制。加上姚一苇教授与在纽约学戏剧的陈玲玲小姐联合导演；相信必能如姚教授所说：虽然中国大陆和，都曾盛大地推出此剧，但是红鼻子的真正精神，将在我们国家剧院这次的公演中表现出来！
而我最关心的则是，这种由国家支持，让艺术家们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午后清淡的灵思，诉诸实际行动，并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机会，是否能经常出现？
有些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说得露骨些，是避难！
不识年滋味去国愈久，对“年”的感觉愈淡，倒不是忘了怎么过年，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年，更怀疑干嘛要过年。
小时候过年，心喜又大了一岁，手里拿着红包，说是压岁，却直往墙边站着画线，得意地看着今年又高了半个头，所以那心情是“只要我长大”，忙不迭地希望新年送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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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过年，是万般滋味的，既窃喜去年混过了，却也离那初中、高中、大学的各式联考，又近了一年。寒假刚过，黑板边上只怕就开始一日缩水一日的阿拉伯数字，为联考做了倒数计时。
只有考取大学的那一年，觉得真是朗朗乾坤，好个新的一年。
至于中年，则是最没有道理过年的，经济稳定了，明年未必比今年又增减些什么；生活富裕了，过不过年，衣服鞋子和餐桌上摆的，也没大的分别，倒是多了小的要红包，长官要送礼，这许多麻烦事，就算是走运当上了长官，却还得受那宾客睡门的寒暄之苦。
所以有人从大除夕就往牌桌上坐，因为过年理当是可以赌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说有涯之年？他这一年，是在方城间混过去的，也有人一过年就往国外跑，说得好，是度假，又表示自己经济的水平高，实在心里窃喜的是，可以藉题不去拜年，说得露骨些：不是过年，而是避难！
只是不知老人过年的心态如何，倒记得老母六十五岁那年，突然宣布从此不再出去拜年，言下之意，是年岁大了，不再需要出动哈腰，只等诸晚辈来拜，坐在太师椅上散红包。实在应该说，因为她再少有求人之处，既然少了须要拜托之事，所以也就免了拜年之苦。
年是用“拜”的，这话一点没错，君不见，过年拜佛烧香拜祖先，拜望亲友、长辈，至于同一辈则互拜，这拜的意思，是拜谢以前的照顾、拜托以后继续爱护，也是难得见面的朋友，藉机互相拜访。
但是就在这“拜”上，便也见出许多学问。年高德劭者，前去拜年的人多，这是“拜望”。财大位高的，宾客络绎于途，这是“拜托”至于那门前车马稀的人家，是大可不去拜年的，因为你去拜，也八成要扑空，他早给别人拜年去了，偏偏那人多半不是你。
小时候，虽然苹果贵，我却最不爱。很简单，因为吃到的苹果，都空空干干像是脱水的。尤其是年节之后，在那一篮子渡海个把月，又串了千门万户，张太太、李太大提进提出无数遍，总算忍无可忍，被分发下来享用的时刻，早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蜡果。直到来美国之后，吃到了新鲜的苹果，反觉得有些不真实了。
不过，穷蹇时过年，当然是要比现在这种富足时，来得印象鲜明的。以前听母亲说，她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肉，大学时到兰屿，听孩子在国小里唱歌，不知是不是自己改了词：“新年好！新年好！新年的孩子个个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