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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起来的地下文化,一边自己组织演出、自己发行唱片、自己分享快乐,一边也开始向陌生人做出相关的解释,例如,噪音经过控制,早就是音乐的一部分了,例如,不唱自己的歌的乐队根本就是娱乐而不是表达……
是的,娱乐和表达是两回事。2001年初,几个地下乐队在银川一体育馆演出,主持人笑眯眯地请“舌头”的主唱向宁夏人民问声好,该主唱感到莫名其妙,慢吞吞地自行下台,走人了——接下来他听到两个工作人员谈论第二支登台的乐队:“啊呀,比刚才那个还难听!”很遗憾,地下乐队并不是为了让别人感到不适才组建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和别人不一样,那么你是一意孤行呢还是适应环境呢?选择前者,就只好也选择了地下。真实的事物总是各不相同,并不一定适合娱乐,地下乐队开始获得更多的机会与社会习惯的观念发生冲突了,并且,以自己的方式。
“他们为什么不做一点小小的让步,打扮得通俗一点,把旋律做得好听一点,多上上电视,让更多的人了解呢?”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要做这一点小事,为了更小的目的?地下作为后果,有一个前因就是,我们应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生活,哪怕别人不喜欢,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的美学上前进,哪怕被主流的美学彻底否定。在《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上,人们看到地下乐队的演出预告,那些名字本身就够不合作,多数跟愤怒、偏激和怪诞有关,这不够和谐博大,但是那些名字的主人认为,这刺激性、不常见、有危险的东西自有其合理性,只不过,长期被单一和僵化的另一种东西给掩盖了。何况——再说一遍——愤怒是因为爱,人们习惯了把不满停留在牢骚上,社会就完蛋了。
你好,我是混地下的(2)
这样,传闻和猜测层出不穷,像麻辣烫一样混乱地传播。有人说不好了,他们在演出中脱裤子了;有人说天哪,那厮的文身真吓人;有人捂住耳朵,说我怎么就是听不懂……在一些人看来阳光明媚的东西,被说成是地下和阴暗的角落,实际上,不就是不同的观念么?地下乐队有时候也会问,为什么不能文身?为什么要相信广告?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视机前睡得昏死过去?要我说,那些不拿自己脑袋想事的人,那些没有勇气实现自己愿望的人,才是阴暗的角落啊。
以前的摇滚乐,给了大众一个错觉,好像这种娱乐方式仅仅是因为太陌生,才没有得到群众的喜闻乐见;现在摇滚乐内部的斗争呈现出来,地下乐队说,就算娱乐,也要在颠覆性的规则中娱乐——颠覆古典音乐的高高在上,颠覆传统听觉的四平八稳,颠覆人云亦云,颠覆人造明星对我们心智和感情的污辱,颠覆不创造和不自由,颠覆体制化对生活的渗透,颠覆没有尊严的人性,颠覆装饰和模式化的声音对真实的篡改,颠覆没有活力的伪健康伪文明……哼,把原来应该有的简单的价值,从音乐中弄回来。
所以地下乐队并不仅仅是没有出名的乐队。以前那些苦尽甘来,终于做了符号式明星的同行,既然已经不再进取和坚持,就可以认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地下过。地下乐队是态度强硬,音乐界于主流摇滚和先锋音乐之间的乐队,让很多人听到作品是他们的愿望,但不是主要的愿望,他们首先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他们有一些与众不同的风格和激|情,这值得坚持。首先。不论是强调生活态度、社会理想,还是强调艺术探索、形式冒险,地下乐队都在强调被主流捂住了的东西,强调,就显得极端,但这极端在他们看来,却又非常正常——不就是从常识和规矩中返回到自然和本性中去吗?
“在你的压力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设计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社会价值观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在你的传统之下我宁愿死而不是活着。但我还是宁愿活着。”这是瑞典乐队Refused(拒绝)的几句歌词。你是觉得有种呢还是觉得不妥?你是觉得新鲜呢还是觉得危险?你是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呢还是觉得遥远和幼稚?总之地下乐队是宁愿活着的,但要活得有意思。希望这不是与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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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唱不是问题
真是久旱逢甘露,就在媒体爆炸、新闻短缺的时候崔健发起了真唱运动。娱记们又忙了,刚从电视台演播厅踱出来,刚吃过唱片公司企宣的晚饭,一个猛子就又扎进了老崔的反假唱大签名和摇滚乐示范演出中。明知道娱乐圈不好混,他们还要偏向虎山行;而电视机前边的那些呢,今天戳着脊梁骂着假唱,明天就五迷三道,给假唱文化帮腔了。可见左右逢源是媒体的本事,而健忘症则是老百姓的天分。
老百姓当然要健忘,否则怎么生存。不过崔健记性是好的,他知道那个冲上来握手的是个导演,谁要上他的节目谁就得练对口型;他知道那个递名片的是个经纪人,正带着几个靠假笑和假唱出名、一开口连调都找不着的新秀闯江湖;他也知道那个拍肩膀的是个老朋友,如今签了大公司,要靠假唱来维持形象。但老崔就是不说,他唱得比说的好听。要是说出来,这一年里面就要打12个月官司,还不如以身作则,与时俱进,带领还有希望的一部分人先真起来。
按摇滚圈里的极端看法,老崔这是自贬身价,跟流行圈较起了劲——较劲得挑大个儿的。有些人从来是虚伪浮夸弱智阴险贪财怕事还不懂音乐,不假唱他们靠什么混饭,所以有百分之多少多少的流行音乐晚会,尤其是电视台的晚会,全都是假唱的,“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老崔有他的主意。反正摇滚乐迟早也是主流,至少先正本清源,拿整个演艺界的未来为己任也是应该的。所以说摇滚圈,这个也有好多毛病但就是以真实为旗的圈子,光想着社会正义和个性解放,而没有看到俗世的悲哀,的确是有点清高的。
换句话说,摇滚乐也是大众文化,只不过和流行音乐相比,它带有较强烈的道德倾向。除了反对按部就班地做社会大机器里的螺丝钉,摇滚乐还认为鼓励人说假话的机制是不道德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不道德的、特权和黑箱是不道德的、以权力和利润为社会进步惟一动力是不道德的……当然假唱不是不道德的,那简直就不是人干的事情。照我的看法,不管假唱有什么提高演出质量的好处,也不管假唱有什么饮鸩止渴的坏处,不管人们同意或不同意假唱的苦衷,一个歌手只要假唱,那就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本分,我就不把它当人看,至少部分地不当人看。至于没有唱功或后来丧失了唱功的歌手,那就别混了,自食其力开个饭馆不也挺好吗。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身上都有非人的因素,一个歌手做点非人的事情当然难免,不可能因此就开除他或她做人的资格。要命的不是假唱,而是谁在操纵假唱?什么机制在制造假唱和假笑、假球、假话、假繁荣?
鼓励假唱最不遗余力的,首先是电视台,例如大多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是否有真唱了的春节联欢晚会,我还不知道,不过为免官司,话还是说得圆滑一点为妙)。电视台要靠品质拉广告,导演和制片人要靠品质挣钱并得到更多的定单,而品质,在一个疲软、平庸、无能的发展中国家流行乐坛,是及其缺乏的,据老崔私下里说,有一回我国的顶尖巨星集体出国真唱,结果丢了大大的人——歌手离不开电视台,那就假唱呗。人家两厢情愿,咱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假唱是一个问题,但未必还是明天的问题。人们喜欢委曲求全、偷梁换柱,但未必真的不愿意发展。崔健喊打喊杀地反假唱,老百姓跟着帮帮腔,实在不行咱们搞个反假唱调查委员会,专门搜集假唱的证据向公众曝光,等到流行歌坛也慢慢多了会唱歌的,这喊杀的历史使命不就结束了么?谁说中国歌手就永远不会唱歌了?但究竟是什么在鼓励假唱?是利益高于道德的媒体/娱乐业运行机制么?或者说我们的流行文化本身就是毫无道德感,骨子里透着粉饰太平、弄虚作假、舞台上做戏而观众席做梦的文化?
在由媒体和娱乐业操纵的信息社会里,商业利益要求我们去追求不真实的品质,歌手、唱片公司、演出制作人、媒体、公众一环套着一环,配器和歌词还有形象全都经过技术化的分析和加工,歌手已经成为产品。既然可以唱虚假的情感和工业流程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