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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风、任贤齐和打了折的刘欢之流的歌曲像金钱和性一样易于理解、朗朗上口也当然深入人心，他们其实是这个时代最深刻的象征，他们并不庸俗，他们只是需要着庸俗。在经济解构了政治又悬置着文化的今天，人的需要越来越归结于自身，黔驴技穷的爱情曲唱着永恒和命运，其实也只是满足了听者最后一点叶公好龙的遐想、抚慰他们最后一点顾影自怜的感动。至于某些一不留神卖热了的好作品，又有几个没有遭到误读呢？一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赢得了多少相互矛盾的赞美啊。
好了，姜昕、希莉娜依、小柯你们都别叹息了，算了，去吧，像王磊那样动人、那样现实、那样深刻而且富于创造性的音乐都无人喝采，干嘛还要抱怨市场呢？那唯一没从钢丝绳上掉下来的人就是田震，咱们干嘛不来分析一下呢？熟悉重金属的人会明白我下面的比喻：《执着》和《野花》其实就相当于Extreme的More Than Words、的To Be Whit you或Wild World。你首先要有强大的号召力把听众从歌海和麻木的耳朵里拯救出来，其次它一定要找到人们因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磨去棱角，不做形式上的任何冒险。
所以还是认了吧，这不是一个挣文化钱的年代——但不等于明天也不是——要么就做一些没文化的音乐，要么就别叹息曲高和寡、我倒是真喜欢小圈子里叫好而市场未必接受的声音。我喜欢Punk，喜欢Lo…Fi，喜欢噪音和更多阴戾真实的东西，我同样喜欢许巍和鲍家街43号，如果这种口味还是显得偏狭的话，我要说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还要说你们既然能哄老百姓买回听完就扔的磁带，为什么就不能哄人买回听完就犯晕的磁带？叫好的掌声比叫座的钞票更有价值，是因为它更具备生命力，有着长久的价值。当盘古和祖咒在现实与美学两个方向狂飙突进的时候，中国唱片业却做了麻木的聩人。事实上，如果许巍一辈子只会写更多的《执着》给别人唱，我们所丧失的将不只是《两天》，而是推动历史前进和使人性成其为人性的力量。当一种风格、一种音效、一种结构、一种发声方式或一个话题受到关注的时候，大赚其钱的只有聪明地紧跟、复制、倾销的商人——唱片工业的栋梁们，但是亲爱的老板，请先给这声音一个自内心而发的机会吧。
是的，这就是我滔滔不绝的倾诉后唯一值得您记住的话：发自内心。那是我要听的音乐，或者说音乐它自身需要的音乐。如果解晓东和毛宁告诉你“我的歌都是发自内心……”，那么别信他们的鬼话，丧失了自我的人只会流别人的眼泪并用别人的语言表达，他的真诚是只具有道德价值的。1994年我第一次听到Painkiller（当时还不知道John Zorn）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样执着于人的隐秘的情感、内心的悸动，又同时专注于秩序和事物的关系的声音，其实，也就是音乐所应当具备的方向。自从艺术存在于人类世界的那一天起，牵涉到人的精神生活的事物无不追求着“内心”这个准则，可是天哪，究竟有多少人拥有丰富的内心，又有多少人能够发现并表达内心？在实验和前卫成了时髦的今天，我依然相信，强大的创造欲是导致自由表达的唯一动力，当然它也是一切有话要说的异端的心脏。
而这正是国内大多数唱片公司的老板和制做人所不能正视的。他们被市场这只虚幻的狗追赶着，瞻前顾后、精打细算然后一个个掉入赌搏般的陷阱中去，他们从来没有勇气去承认歌手或乐队发自内心的粗糙、直接和陌生然而真实的财富——就是我听到许多“原创音乐”包括郑钧、子曰、丰玄、王童语之后的感想。对技术的膜拜或惧怕导致了对原创性的背叛，这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因为消费者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斤斤计较于形式。中国的唱片工业迟早会变成一堆涂脂抹粉的妖精，就连“另类”也难免背叛他们残存的真实——这简直是应该的！
这是一个盲目的时代，人们都在盲目地选择音乐，所以别去做那些丢人现眼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垃圾，也别指望像田震那样深入每个人的伤口。除了老齐秦、杜德伟这类抢钱的货色之外，我相信还有更多属于少数人心灵的声音，而它们也正是徘徊在大众门口的游魂，收留与否，其实还是传播者的事。举个简单的例子，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就比Alanis Morissette更恒久也更孤独。而它的存在证明了美国现代音乐的生命力。还说什么呢？这盲目的时代。
你好，我是混地下的（1）
有时候地下乐队会遇到一些奇怪的提问者。比如一个刚刚从李亚鹏或孙悦那里回来的戴蓝色窄幅墨镜的娱记，怀里还揣着企宣通稿和红包，突然被编辑派去采访这帮愤怒青年，他/她因此兴奋，对对方的发型、收入、性态度和祖籍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尝试着打听认不认识吸毒者，以及打算什么时候被全国人民接受……结果通常是这样：那个尽可能客气的被采访者终于得到释放，在背后大骂这个呆鸟，而呆鸟回家去写了一篇稿子，说好有个性，原来摇滚乐不光是愤怒啊，原来也有爱。
愤怒是因为爱。这个道理好像并不被普遍接受。因此又出现了以下的情形：一个人去采访地下精英左小祖咒，刚问完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被对方反问：你听过我的音乐么？什么？没有？现在听一首吧，戴上耳机，我给你开大音量。该记者听了5遍，说声谢谢再见，慌忙回家了。
（）
如果大家对艺术家的兴趣集中在姓名、花边和爱好上面，那么地下乐队有理由让大家失望，甚至说对不起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我是混地下的。人们于是知道，地下那片的风景比较封闭，对出名的诱惑爱理不理，说话不客气，眼神和打扮都是古怪的，他们的价值观和大家不太一样……以此推理，想扮酷的孩子只需要把自己弄得又穷又吓人还拒绝被了解，就够了。但从逻辑上看，这实际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社会真的还有一点空间留给怀疑物质主义的人，留给爱好不同声音、奢谈自由的人，留给固执地坚持自己想法的人，那么他们产生不同的美学，并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很正常了，他们会继续拒绝那些浮光掠影的了解，因为那其实不是沟通而是扭曲。
好在交流开始了。地下乐队希望人们关注他们的音乐而不是生活状态，这要求并不过分。从2000年夏天的西单文化广场音乐周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撞到了地下摇滚的枪口上，据说有近10万人参加了这场长达一周的露天演出，有人砸吉他给大家看，有人裸奔未遂，很多不被习惯接受的发型和服装出现在西单。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摇滚乐演出，地下的还没有来。住在莱茵河？声场、开心乐园、豪运、CDCafe、火山、橡树、藏酷等酒吧附近的人发现，那些定期不知从哪些角落钻出来的怪人中，也开始出现一些可以允许进入写字楼和政府办公楼的面孔，他们是某人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以及看了报纸后心血来潮的周末夜行人。有时候，像崔健这样的巨星，在帮助新兴中产阶级怀旧之余，也会带“舌头”、“病蛹”、“扭曲的机器”这样的地下同行一起玩，他们暴露在以宽容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著称的人群面前，而后者，虽说没空去创造什么，但还算有心情看个究竟……当然，更多被荷尔蒙和广告拉到摇滚偶像附近的观众，在欣赏“瘦人”的活蹦乱跳和“唐朝”的传奇光环之余，也接触到了偶像的反对派。
这些事情发生在2000年，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地下乐队甚至在网站的宣传活动中进入了十几所高校。人们诧异、好奇、反感或激动，刚刚把他们淡忘，又遇到了2001年轰轰烈烈的演出季节——开春以来，地下乐队突然遭到前所未有的曝光，来自马来西亚、港台、欧美和祖国大陆的记者把采访机伸到了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并率领观众进入了狭小、轰鸣和烟雾腾腾的演出现场。站在摇滚和商业之间的专业人士认为时机成熟，增加了操作类似演出的精力，那些像垫脚石一样的摇滚杂志、摇滚乐评人、摇滚经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花好几年的时间垫起来的摇滚青年群雕，就这么容易地得到了主流文化的眺望。那个渐渐成熟起来的地下文化，一边自己组织演出、自己发行唱片、自己分享快乐，一边也开始向陌生人做出相关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