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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尽头处就是这所中学的校门。这里的附近是星罗棋布的工矿企业，故而这所中学的学生大多数来源于各个工厂里的职工家庭，一小部分学生来源于街道居民区和市郊农村。
不论春夏秋冬，这里都是一片翠绿色的景象。走进校门，放眼望去，宽大而空旷的学校操场四周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相思树和凤凰树。在四个并列着的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的旁边，矗立着一栋白色的四层教学大楼，一共有二十四间教室。教学楼后面的树林中整齐地排列着数栋红砖红瓦的平房，这是学校的办公室和教职员工的宿舍区。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白色的大楼，绿色的树冠，无人的操场，从远处把这些景物叠加交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色彩明亮而宁静的校园全景画。
这天上午第四节课，高中二年级文科（１）班的同学们正在上语文课。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墙边座位上的那个男生，名叫毕自强。他两眼盯着讲台上的黑板，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课，握在右手里的钢笔不时地在纸上抄写着。毕自强的同桌是一个戴着四百度近视眼镜的男生，名叫叶丛文。此刻，他低着头正在偷翻着一本搁在书桌抽屉里的小说。
毕自强和他的同学们正面临今年夏季即将到来的高考。他们所在的高二文科（１）班，一共有四十八位的同学。其中，三十位男同学，十八位女同学。班长兼副团支部书记廖明超，是一个好学上进、头脑聪明的男生，由于平时学习刻苦用功，各科目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数一数二。此男生具有出色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善于用言谈与人沟通，很会处理人际关系，在同学们当中极有人缘。副班长兼任团支部书记吴燕玲，是一个外柔内刚、善于调控自己情绪的女生，虽然外表长得不算很漂亮，却有一种清秀文静的气质。在班上，她的学习成绩也是出类拔萃。班委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学习委员秦玉琴，文体委员刘云峰，劳动委员何秋霖。此外，还有各学科课代表：政治课代表魏振国，语文课代表叶丛文，历史课代表毕自强，地理课代表郑红军，数学课代表黄月萍，英语课代表许兰英。这些班委会成员当时是怎么选举出来的，现在已说不清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班委成员会这十一位同学的学习成绩，都是全班同学公认的一流水平，是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尖子”生。
第六中学虽然只是一所普通中学，但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每年的三百多名的高中毕业生，文、理科都会分别有五、六名应届生考入高校，这样的升学率，在市里普通中学的排名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那时候，高校招生的比例只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使升大学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而残酷，而参加高考在当时被戏称之“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这个时期，第六中学的做法是：高中各年级分为文科类和理科类，并将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集中为一个重点班，即所谓的“尖子班”，由最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负责授课，以保证学校的升学率。
“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要参加高考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次作文讲评课。”李祖明老师站在讲台上，环视着下面座位上的同学们，抑扬顿挫地说道：“不久前，一位叫潘晓的女青年给《中国青年报》杂志社写了一封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当《中国青年报》把这封信刊登出来之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且在该报刊上发起了一场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大讨论。人们围绕着‘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为此，给你们布置了一篇《我的理想》的作文题。同学们交上来的作文，我都作了批改。应该说，绝大多数同学的文章写得都很不错。这说明了大家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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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明老师，瘦高个子，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近视眼镜，两鬓斑白，皮肤粗糙，有些驼背。他今年四十五岁，而外表比实际年龄却显得苍老许多。不过，他讲课时那流畅的语句与合拍的手势，充分表明了他是一个极富人生激｜情的教师。
从本校初中部升至高中部的学生们都知道，几年前有一个叫“李老头”的校园勤杂工。那是一个头发花白凌乱、戴着总是缺了一条腿的近视眼镜，整天穿着一身灰色破旧帆布衣服的男人。多年来，这个“李老头”总是一个人在校园里扫马路，清楼道、擦窗户、洗厕所，还兼做一些搬扛运送杂物的活儿。他走路时习惯于低垂着脑袋，从来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即使有人向他问话，他的回答大都是“哦”、“嗯”、“是”的几个单词。他在学校里的住处，是一间简陋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一个人没有家室老小，过着一种狐独而凄苦的日子。直到一九七八年秋季开学之际，高中一年级文科（1）班的学生们才惊讶地发现，讲台上站着的这位新来的语文老师竟然就是他们以前都非常熟悉的校园勤杂工“李老头”。
原来，二十多年前，李祖明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南疆市第六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不幸的是，在一九五七年时刚满二十四岁的他被划为“右派”分子， 同时也被剥夺了走上讲课的权力。从此，他便在学校后勤科的监管下扛起了扫把，就地被劳动改造。到了一九六二年，虽然给他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劳动改造的工作仍不变。“*”期间，他作为“黑五类”（注：简称“地、富、反、坏、右”）中的“摘帽”右派，自然少不了被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经常在大会上揪出来批斗。多年来，他一直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长年累月地充当着勤杂工的角色。直到了一九七八年秋天，李祖明终于被彻底“*”了，并重新走上了讲台。这时，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教学工作上，很快以其才华横溢的教学水平赢得了文科（1）班同学们的敬重和爱戴。
“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是千百年来人们热衷探索的问题。你们马上即将高中毕业，不论今后能否则继续升学，迟早都要走进社会去面对新的生活。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对你们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事情呀。”李祖明老师指着写在黑板上的那句口号，面对着全班同学们的目光，侃侃而谈：“你们可能并不知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口号在五十年代就曾经风行一时。那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书。二十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报纸杂志又再次把这句话拿出来让人们展开讨论，那么，它到底对不对呢？我不知道你们谁愿意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班上的大部分学生都主动地举起了右手。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对的。”班长廖明超头一个站起来，充满激｜情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毛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所以，我们应该大讲‘为人民服务’，大讲“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在为实现“四化”的新长征路上，要像雷锋同志那样，一辈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完全赞同班长的观点。”刘云峰接着站起来，旗帜鲜明地说道：“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是服务于人民，奉献于社会。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像雷锋同志那样做人和做事。”
“我认为，”何秋霖的发言换了一个视角，剖析道：“潘晓所说的‘主观为自已，客观为别人’，完全就是抱着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遭到彻底批判。”
“有没有谁有不同的意见？”李祖明老师微笑着问道。
座位上的同学们开始私下与同桌嘀嘀咕咕，议论纷纷。
“我并不反对奉献精神，”副班长吴燕玲站了起来，有条不紊地说道：“我觉得‘只讲奉献、不求回报’只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而这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奉献了，索取回报’，这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我认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它折射出一种人本主义或人文关怀的精神，所以不应该说它是完全错误的。”
紧接着，毕自强也跟着站起来发言，肯定地说道：“我认为‘我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