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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带它去吗？”她问加贺。
“请让我看看。”加贺打开这本东西后，把它递给了前原，“这似乎是您母亲的宝贝。”
有一瞬间，松宫看见前原的身体发出了颤抖，加贺递给他的是一本小小的相册。
26
昭夫已经几十年没看过那本像册了，他知道里面有很多老照片。最后一次见到它恐怕还是在中学时代，之后他的照片就由他自己整理了。
加贺给他看的那一页上，嵌着一张印有年轻时的政惠和少年时的昭夫的照片。少年时的昭夫戴着一顶棒球帽，手中握着一根黑色、细长的管子。
这是小学的毕业典礼，当时政惠也来了。她笑着用右手握着儿子的手，另一只手轻轻向上举着。那只手上攥着一块小小的牌子，昭夫看不出那是什么。
他心头涌起一种情感。
虽然患上了老年痴呆，可是政惠现在依然珍惜她和儿子在一起时的回忆。尽心尽力抚养子女时的记忆，正是最能抚平她心中伤痛的良药。
而自己正要把这样的母亲送入看守所——
如果她真的犯了罪，那也无可奈何，可她却是无辜的。为了保护独生子——这个理由听来虽冠冕堂皇，可到头来，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够全身而退，这一切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己思想在作祟。
尽管政惠已经痴呆，可是将罪名嫁祸于自己母亲的做法也决非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行为。
但他把递向自己的相册又推了回去，并且咬紧牙关，忍住眼眶中欲涌出的泪水。
“不想再看看吗？”加贺问道，“等您母亲把它带去看守所，您就再也见不到它了。再仔细看一会儿怎么样？我们也不着急。”
“不，不用了，看了也只会更加伤心。”
“是吗？”
加贺合上相册，把它交还给了春美。
昭夫想，这位警官恐怕已洞穿了一切。他已经觉察出凶手并非这名老妪，而是二楼的那个初中生。所以他才想通过各种手段给老妪的独生子施加心理压力，使其吐露真相。
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输给这种无奈之下想出的计量。警察用这样的方式套他的话，说明他们没有掌握任何确凿的证据。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方法，才会采取心理战。也就是说，只要坚持到底就能熬过这一关。
自己不能动摇，不能败下阵来——
这时响起一阵手机铃声，松宫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了自己的手机。
“我是松宫。……嗯，好的，我明白了。”又说了几句后，他挂断了电话，对加贺说，“主任他们的车已经到了，等在大门口呢。”
“知道了。”加贺答道。
就在这时，走廊上传来了八重子的话音。
“我都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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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衬衫外面穿了一件毛衣，下身穿的是牛仔裤，看来是选了一身对她而言比较休闲的打扮。
“那你们的儿子怎么办？”加贺问昭夫道，“他可能要一个人生活一阵子了。”
“嗯……是啊。——春美。”昭夫对妹妹说，“不好意思，直巳能不能拜托你照顾一下？”
春美抱着相册沉默了片刻，还是小声说道：“好吧。”
“对不起。”昭夫再一次向她道歉。
“那么，田岛女士，我们要把您母亲带走了。”
“嗯。”春美说着把手搭在政惠的肩上。
“小惠，我们要上路了，站起来。”
政惠被催促着，手忙脚乱地动了起来。她被春美搀扶着站起身，向昭夫一行人走去。
“松宫警官，”加贺说道，“给疑犯戴上手铐。”
“咦？”松宫的声音显得有些惊讶。
“请给她戴上手铐，”加贺重复道，“你要是没带，我来。”
“不，我有。”松宫说着取出了手铐。
“请等一等，也不用给这样一个老太太戴手铐吧？”昭夫想也没想地说道。
“这只是一种形式。”
“可是——”昭夫说着看了看政惠的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的指尖被染成了鲜红色。
“这是……怎么回事？”昭夫端详着母亲的指尖嘀咕道。
“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春美回答说，“这是她玩化妆游戏时留下的痕迹，看来是拿口红瞎搞出来的。”
“嗯……”
昭夫的脑海中此时浮现起另一排红色的手指，那是自己几年前见到的已故父亲章一郎的手。
“可以吗？”松宫拿着手铐问昭夫。
他微微点了点头，看着政惠的手使他感到一阵心酸。
就在松宫把手铐戴在政惠手上的一瞬间，加贺却突然叫住了他。
“她出门是不是需要拐杖？”
“哦……对。”春美回答道。
“戴着手铐可能就用不了拐杖了，东西在哪里？”
“应该是和雨伞一块儿放在门口的鞋柜里的，哥哥你能不能去帮我拿来？”
昭夫答应了一声走出房间，穿过了昏暗的走廊。
门口脱鞋处的角落中摆着一个鞋柜，一侧有一扇细长的门，里面是放雨伞的。因为他们平时常用的伞都搁在外头，所以很少有机会打开这扇门，妹妹提到的政惠常用的拐杖他也很少见到。
（）
打开门后，他看见一根拐杖混杂在几把雨伞之间。把手是灰色的，长度大约相当于女性用的雨伞。
当他取出拐杖时，上面发出一阵“叮铃”的铃声，他对此并不感到陌生。
昭夫拿着拐杖回到了政惠的房间，此时春美正摊开一块包袱布，把政惠的随身用品和刚才的那本像册放在上面，两名刑警则和八重子一起站在旁边看着她。
“找到拐杖了吗？”加贺问道。
昭夫默默地把东西递给他。
加贺又把它交给了春美：“那我们走吧、”
春美把拐杖塞在母亲手中：“给，这是小惠的拐杖，你可要好好握紧哦。”她泪眼汪汪，声音也因而打着颤。
政惠面无表情地在春美的催促下迈开了步，她离开房间走在走廊上，昭夫在后面目送着她的背影。
叮铃叮铃——拐杖上的铃铛在响着。
昭夫把目光转向了那只铃铛，铃铛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歪歪斜斜地刻着“前原政惠”四个字，是一件手工雕刻的作品。
看到它的一瞬间，激烈的心灵震颤袭击着昭夫，他感到自己都快无法呼吸了。
这块名牌正是在刚才的相册中见到的，照片里的政惠手中握的那块。
他的回忆突然涌上心头。在小学快毕业时，这是他美术课的作业。老师当时告诉他，这份作业的本意是让他们在上中学以后可以把刻有自己名字的名牌挂在自己的东西上，但也可以做成馈赠给对自己有过照顾的人的礼物，所以昭夫就刻上了母亲的名字。他在附近的文具店买了只铃铛，把它和牌子用绳子穿在一起送给了政惠。
几十年来，政惠一直很珍惜它，把它留在身边。不仅如此，还把它挂在了自己平时常用的东西上，在患上老年痴呆之前。
这块名牌是如此能令她快乐，或许是因为那是儿子给自己的第一件礼物吧。
心灵的震颤似乎无法停止，就好像在引发某种共鸣，变得越来越强烈。昭夫心中的某一道防线，一道他在苦苦支撑的防线，随着一声巨响开始崩塌。
他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当场瘫坐在地上。
“您怎么了？”加贺感觉到他的异变，随即问道。
这已经是极限了，昭夫的眼中流出热泪，心中的那道防护壁决堤了。
“对不起，真的……非常对不起。”他把头沉沉地磕在榻榻米上，“我们撒谎了，这一切都是谎话。说母亲杀了人都是我们编造的，我母亲不是凶手。”
27
没有人因为他的叫喊而发出声音，这一定都是因为他们太震惊了。他缓缓抬起头，先是和八重子对望了一眼。她也已经坐在地上，面部肌肉痛苦地扭曲着，目光因绝望而变得昏暗。
“对不起，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昭夫对妻子说，“让我停止这一切吧，这种事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八重子无力地耷拉着脑袋，她本人可能也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
“我明白了，那么凶手是谁？”
可能由于加贺问这句话的语气过于平静，昭夫回望了这位警官一眼，加贺的眼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怜悯之色。
昭夫想，他果然是早就知道了一切，所以对自己的坦白并没有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