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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曾听说班上有人接受辅导。
不过，所谓的“普通”即意味着不好也不坏。这样的人虽然不会主动采取行动，却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参与他人提出的坏主意。
一开始，并没有出现直接的“恶作剧”。所有人都在四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要是这个时候有人跟我说话，而我也能够圆滑应对的话，说不定我就能慢慢融入这个班级。可惜不幸的是，他们一开始对我采取的行动就是“什么都不做”。换言之，就是视若无睹。
首先，第一个人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看到他这么做的第二个人，于是被迫选择要如何对待转学生。看是要仿效第一个人呢？还是采取自己的做法。基本上，选择后者需要某种程度的勇气，必须做好与第一个人对立的心理准备。就这样，第二个人也决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选择对我不理不睬。如此一来，剩下的人会怎么做不用说也知道。从第三个人开始，总不能只有自己采取和大家不同的态度，只好有样学样。
转学后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成了一个班上可有可无的人。大家总是避免和我四目相交，不管做什么，他们都不会想到有一个同学叫做田岛和幸。
好比说，有些课是以分组的方式进行，这个时候唯有我是多余的。老师看到这个情形，自然会让我加入某个小组，但小组中也不会有人找我讲话，即使课堂的设计目的是要让一个小组齐心合力完成工作，我也不会被分配到任何工作。整节课我就只是看着大家动作。
体育课打垒球的时候，我既没有防守位置，也轮不到我打击。但是我还是一度站上了打击区，只不过投手投的尽是球棒够不着的坏球。然而，担任裁判的同学却判定每一球都是好球。结果，我一球也没打到，就被判三振出局。对此，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意见，只有人在私下窃笑。
我时常回想当时的情景，但就算我想破了头，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要受到那种对待。我应该没有过错才对。我总是尽可能积极地和同学说话，试图融入团体之中。但是当我回过神来，我和他们之间已形成了一堵厚实的墙。
书上说，“霸凌”（Bully）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后才开始浮上台面。不过，大人应该都知道这是存在已久的问题，只不过没有人特别提出来讨论罢了。
教育人士和学者针对霸凌事件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从受过霸凌的人的立场来看，霸凌事件必然就会发生。想要排斥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就跟他人的不幸会令人产生快感一样，看到别人痛苦是一件快乐的事。事实上，决定一名牺牲者，大家借由攻击那名牺牲者，即可让彼此产生同侪意识。有团体的地方，就有霸凌的行为存在，这是很难避免的。
（）
其中，转学生特别容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这样就不用伤害已经认识的人，并且得以反复进行“霸凌”这个吸引人的活动。如果转学生没有被霸凌，原则上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条件。举例来说，像是外表看起来擅长打架、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成绩卓越出众等。当班上的带头者愿意让转学生融入大家时，转学生有时也能幸免于难，但说起来还是要算他幸运。
我看起来既不像擅长打架的人，家里也不有钱，而且本来就嘴拙，一和人说话就结结巴巴，会被渴望欺负他人的家伙视为绝佳的牺牲品一点也不奇怪。
视若无睹这种霸凌方式其实对身体根本不痛不痒，但却对我的精神造成了实质的伤害。然而，我连一个能够商量的对象也没有。父亲满脑子都是如何妥善经营公寓，而一副山羊脸的班导则是摆明了不想和我扯上关系。
在一次所谓全班校外教学的活动中，我们要去参观某家报社，在搭乘游览专车时，发生了一件让原本漠视不理的霸凌行为变为暴力相向的事。
游览车上全是双人座，同学们两两落座，问题是谁要坐田岛和幸的旁边呢？座位不多也不少，没有办法让我独自一个人坐。
结果最后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座位，一个名叫加藤的男同学要坐我旁边。其他人因为没有抽到这个位子而松了一口气，但加藤却很火大。“为什么我要坐那家伙的旁边？真是倒霉透顶。”
我一副没事人儿的样子，坐在一旁听他这么说。大家虽然同情他，却还是窃笑不已。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加藤将一只脚伸到走道上，和坐在其他座位的人聊天。内容大半是今天真倒霉。
过一会儿，加藤开始出现了奇怪的举动。他微微抽动鼻子说：“有股怪味儿。”不久，他将脸转向我，直接皱起眉头，捏住鼻子：“搞什么，原来臭味就是从我身旁发出来的。”
听到他这么一说，立刻有几个人笑了出来。他们也跟他一样，做出在嗅味道的动作，甚至还有人说：“真的，臭死人了。”
那一阵子我确实连续几天穿着没好好洗过的制服，但是还不至于臭到要捏住鼻子。我火上心头，狠狠瞪着加藤。就算众人无视于我的存在，我也一路忍了下来，但这时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加藤反瞪我一眼。
“干嘛，你有意见吗？”
我别开视线，因为我无意吵架，加藤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车上弥漫着尴尬的气氛。
这次的校外教学期间没事发生，但隔天放学后，包括加藤在内的四名男同学将要回家的我团团围住，把我带进体育器材室。
“你昨天很臭屁嘛。”加藤叫嚣道。
就在我想要回嘴的时候，有人从背后架住我，我还来不及抵抗，加藤尖尖的鞋尖一脚就踹中我的胃。我发不出声，向前倾倒，又被他踹了两、三脚。
身后的人放开我，但我痛到无法站立，捧腹蹲在地上，接着又是一阵乱踢。他们除了脸以外，不断地踢着我的肚子、腰，还有屁股。大概是怕弄伤了我的脸，会惹祸上身吧。
不知道他们是踢够了，还是踢累了，终于停止了绵密的攻势。有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另外一个人搭腔。我不记得详细的交谈内容，或许应该说当时的我意识模糊，完全没有力气仔细听他们谈话。
他们抬起瘫软的我，将我放在一个四方形的箱子里。就在我恍恍惚惚，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合上了盖子，把我关在一个黑暗狭窄的空间里。
我刚才说我听不清楚他们的谈话，不过我记得加藤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你胆敢跟父母和老师打小报告的话，我就杀了你。”
撂下这句话后，他们的声音逐渐远去。
我忍着全身的疼痛，想弄清楚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不久，我便明白自己是在体育器材室的跳箱里。因此只要推开最上面的一层，我应该就出得去了。然而，盖子却异常沉重，无法轻易抬起。我不知道和盖子奋战了多久，最后逃出去时，我已筋疲力尽，倒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跳箱的上面还盖着体操用的垫子。
我拖着疼痛不堪的身体回家。擦肩而过的路人看着全身被体育器材室的灰尘弄得灰头土脸的我，面露恶心的模样。
当时，我和父亲还是赁屋而居。透天厝不过是虚有其名，除了狭窄的厨房之外，就只有两间脏兮兮的和室。
回到家中，我看到父亲开着电视，人在睡觉打鼾。餐桌上留有许多日本酒的空瓶子，一旁摆着一本笔记本。我好几次看过父亲将经营公寓相关细节清楚地写在上头。
然而明明有了土地，最重要的公寓却迟迟不见开工。详细情形我是不知道，不过如今回想起来，应该是因为资金不足吧。虽然可以将土地抵押给银行借钱，而且父亲应该也打算那么做，但是这么一来，房租收入必须得足以支付预估的还款金额。就算所有的房间都出租了，房租至少该收多少呢？若从地点等条件考量，恐怕必须兴建相当高级的建筑物才合算。相对地，如此一来就需要更多的资金，增加借款金额，而还款金额也就随之增加。原来父亲每天晚上就是在这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里兜圈子。他用酒灌醉自己，显然是在逃避现实。
餐桌上摆着几盘附近熟食店里买来的菜肴，都冷掉了。平常的话，我总是将那当做晚餐，可是那天我实在没有胃口。我到隔壁房间换衣服，脱下衣服一看，全身上下都是淤青，肿胀发热，不过倒是没有出血。
我想，今天没办法去澡堂洗澡了。
在那之后，霸凌行为仍然持续着。全班除了无视于我的存在，更是经常突如其来地遭到暴力相向。欺侮我的主要是加藤那帮人，有时候也会有别人加入，甚至对我而言，那些看到我被欺负而感到高兴的人都算是帮凶。即使是佯装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