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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略夫非常同情,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安慰他的言词。病人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两眼凝视着半空,好象在望着死神的降临。看来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有一两天的活头儿了。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施特略夫走来看我。不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是来向我报告病人的死讯的。施特略夫身心交瘁到了极点。往日他总是滔滔不绝地同我讲话,这一天却一语不发,一进屋子就疲劳不堪地躺在我的沙发上。我觉得无论说什么安慰的话也无济于事,便索性让他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我想看点书,又怕他认为我太无心肝,于是我只好坐在窗户前边默默地抽烟斗,等着他什么时候愿意开口再同他讲话。
“你对我太好了,”最后他说,“没有一个人不对我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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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胡说了,”我有些尴尬地说。
“刚才在医院里他们对我说我可以等着。他们给我搬来一把椅子,我就在病房外边坐着。等到她已经不省人事的时候他们叫我进去了。她的嘴和下巴都被酸液烧伤了。看到她那可爱的皮肤满是伤痕真叫人心痛极了。她死得非常平静,还是护士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她已经死了。”
他累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浑身瘫软地仰面躺着,好象四肢的力量都已枯竭,没过一会儿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是一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不靠吃安眠药自己进入了梦乡。自然对人有时候很残忍,有时候又很仁慈。我给他盖上被,把灯熄掉。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睡醒。他一夜连身都没翻,金边眼镜一直架在鼻梁上。
三十七
勃朗什·施特略夫死后因为情况复杂需要一关一关地办理许多道手续,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殡葬的许可证。跟随柩车到墓地去送葬的只有我同戴尔克两个人。去的时候走得很慢,回来的路上马车却小跑起来,柩车的车夫不断挥鞭抽打辕马,在我心上引起一种奇怪的恐怖感,仿佛是马车夫耸耸肩膀想赶快把死亡甩在后面似的。我坐在后面一辆马车上不时地看到前边摇摇摆摆的柩车;我们的马车夫也不断加鞭,不让自己的车辆落后。我感到我自己也有一种赶快把这件事从心里甩掉的愿望。对这件实际上与我毫不相干的悲剧我已开始厌烦了,我找了另外一些话题同施特略夫谈起来;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烦闷,却骗自己说是为了给施特略夫分一分神。
“你是不是觉得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的好?”我说,“现在再待在巴黎对你说毫无意义了。”
他没有回答我,我却紧追不舍地问下去:
“你对于今后这一段日子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
“你一定得重新振作起来。为什么不到意大利去重新开始画画儿呢?”
他还是没有回答,这时我们的马车夫把我从窘境里解救了出来。他把速度降低了一些,俯过身来同我讲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只好把头伸出窗口去;他想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下车。我叫他稍微等一会儿。
“你还是来同我一起吃午饭吧,”我对戴尔克说,“我告诉马车夫在皮卡尔广场停车好不好?”
“我不想去了。我要回我的画室去。”
我犹豫了一会儿。
“你要我同你一起去吗?”我说。
“不要。我还是愿意独自回去。”
“好吧。”
我告诉车夫应该走的方向,马车继续往前走,我们两人又重新沉默起来。戴尔克自从勃朗什被送进医院那个倒霉的早上起就再也没回画室去。我很高兴他没有叫我陪伴他,我在他的门口同他分了手,如释重负地独自走开。巴黎的街道给了我新的喜悦,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街头匆忙来往的行人。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我感到我的心头洋溢着对生活的欢悦,这种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我一点也由不得自己;我把施特略夫同他的烦恼完全抛在脑后。我要享受生活。
三十八
又有将近一个星期我没有再看到他。一天晚上刚过七点他来找我,约我出去吃晚饭。他身服重孝,圆顶硬礼帽上系着一条很宽的黑带子,连使用的手帕也镶着黑边。他的这身丧服说明在一次灾祸中他已经失去了世界上的一切亲属,甚至连姨表远亲也没有了。他的肥胖的身躯、又红又胖的面颊同身上的孝服很不协调。老天也真是残忍,竟让他这种无限凄怆悲惨带上某种滑稽可笑的成分。
他告诉我他已打定主意要到外国去,但并不是去我所建议的意大利,而是荷兰。
“我明天就动身。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说了一句适当的答话,他勉强地笑了笑。
“我已经有五年没回老家了。我想家里的情况我都忘记了。我好象离开祖传的老屋那么遥远,甚至都不好意思再回去探望它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栖身之地。”
施特略夫现在遍体鳞伤,他的思想又让他回去寻找慈母的温情慰抚。多少年来他忍受的挪揄嘲笑现在好象已经把他压倒,勃朗什对他的背叛给他带来了最后一次打击,使他失去了以笑脸承受讥嘲的韧性。他不能再同那些嘲笑他的人一起放声大笑了。他已经成了一个摈弃于社会之外的人。他对我讲他在一所整洁有序的砖房子里消磨掉的童年。他的母亲生Xing爱好整洁,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锃光瓦亮,简直是个奇迹。锅碗瓢盆都放得有条不紊,任何地方也找不出一星灰尘。说实在的,他母亲爱好清洁简直有些过头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小老太太,生着红里透白的面颊,从早到晚手脚不停闲,终生劬劳,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施特略夫的父亲是个瘦削的老人,因为终生劳动,两手骨节扭结,不言不语,诚实耿直。晚饭后他大声读着报纸,妻子和女儿(现在已经嫁给一个小渔船船长了)珍惜时间,埋头做针线活。文明日新月异,这个小城却好象被抛在后面,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此年复一年,直到死亡最后来临,象个老友似地给那些勤苦劳动一生的人带来永久的安息。
“我父亲希望我象他一样做个木匠。我们家五代人都是干的这个行业,总是父一代子一代地传下去。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智慧——永远踩着父亲的脚印走下去,既不左顾也不右盼。小的时候我对别人说我要同隔壁一家做马具人家的女儿结婚。她是一个蓝眼睛的小女孩,亚麻色的头发梳着一根小辫。要是同这个人结了婚,她也会把我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条,还会给我生个孩子接替我的行业。”
施特略夫轻轻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思想萦回在可能发生的这些图景上,他自动放弃的这种安全稳定的生活使他无限眷恋。
“世界是无情的、残酷的。我们生到人世间没有人知道为了什么,我们死后没有人知道到何处去。我们必须自甘卑屈。我们必须看到冷清寂寥的美妙。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不要出风头、露头角,惹起命运对我们注目。让我们去寻求那些淳朴、敦厚的人的爱情吧。他们的愚昧远比我们的知识更为可贵。让我们保持着沉默,满足于自己小小的天地,象他们一样平易温顺吧。这就是生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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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我听着象是他意志消沉的自白,我不同意他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但是我也不想同他争辩,宣讲我的处世方针。
“是什么使你想起当画家来呢?”我问他道。
他耸了耸肩膀。
“我凑巧有点儿绘画的才能。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画图画得过奖。我的可怜的母亲很为我这种本领感到自豪,买了一盒水彩送给我。她还把我的图画拿给牧师、医生和法官去看。后来这些人把我送到阿姆斯特丹,让我试一试能不能考取奖学金入大学。我考取了。可怜的母亲,她骄傲得了不得。尽管同我分开使她非常难过,她还是强颜欢笑,不叫我看出她的伤心来。她非常高兴,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个艺术家。他们老两口省吃俭用,好叫我能够维持生活。当我的第一幅绘画参加展出的时候,他们到阿姆斯特丹看来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妹妹都来了。我的母亲看见我的图画,眼泪都流出来了。”说到这里,施特略夫自己的眼睛也挂上了泪花。 “现在老家的屋子四壁都挂着我的一张张画,镶在漂亮的金框子里。”
他的一张脸因为幸福的骄傲而闪闪发亮。我又想起来他画的那些毫无生气的景物,穿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