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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在北京作过洗头妹，在武汉摆过摊卖桃木制护身符，在重庆谈过一次差点私奔的恋爱，在云南丽江玩过一阵临时演员，之后又去山西一带无所事事地流窜了一个月，然后才来到上海，成了一家三流饭馆的服务员。对于她的往事她统统称之为“靠”！对于她的家庭她平静称之为“操”！
她经常长时间抽烟，凝望着窗户外的苍白路灯，继而变得暴躁不堪。
她的经历委实精彩纷呈，各种男人在她眼里都是禽兽，“还好你是个男孩还不是男人，”她叹了一口气看着我，“不过离变成禽兽好像也不远了。”太保玛丽娅如是说。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当时漂亮的太保玛丽娅给我的感觉是她已经点遍了天下的蜡烛，偶尔兴起的娱乐节目同样匪夷所思，只听她妙语连珠字字珠玑却委实黄｜色不堪，但黄的不能再黄的内容却令人相当鼓舞振奋，“这个，”她用一张面巾纸迅速一叠，折出一个相当伟岸的男性生殖器，“是欧洲人的。”
我放声狂笑，笑得眼泪嗒嗒滴。
她又迅速折叠出另外一个相当秀气的，细节堪称惟妙惟肖，“这是韩国人的。”
“噢噢！”我拍桌大叫，感觉十六岁的青涩正如青烟飘出体外。
“我个人最讨厌这种样子的，”说话间她又折出一个相当猥琐的阳物，“你的家伙不会是这样的吧？”
“保保保证不不不不是！”我举手大叫，笑痛肚皮。
有时候太保玛丽娅会长时间地沉默在帘子后，而我则专心画画，房间里渐渐安静得令人发慌。总是她先耐不住寂寞，“唰”地拉开帘子，冲我吼：“他妈的真闷！你这个小闷骚，我说个段子给你听！”然后往爷爷的床上一倒，搁起二郎腿，不管我是不是在听，就说起了那些低级趣味的黄段子。我想说我一辈子都爱听低级趣味的黄段子，我才不想装大尾巴狼非要说里面包含了怎样怎样的民间智慧之类，反正越低级越黄｜色越好，否则不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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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生活上我们的确像是还没吃过苹果的亚当夏娃那般纯洁，亭子间宛如尚未爬进蛇的伊甸园。即便如此，和太保玛丽娅的同居生活依然招来了左邻右舍老邻居们相当强烈的谴责。他们惊叹于我的没心没肺和恬不知耻，在爷爷还躺在医院生死未卜时竟然就“花花肠子地乱搞起男女关系来了”。
“小赤佬作孽啊！”楼下的老太太麻将小分队见我就相互摇头叹息，看我时眼神中杀气腾腾。我不由得感到一阵安慰，心想毕竟除了我还有老太太麻将小分队关心着爷爷。太保玛丽娅来之前，父母就爷爷病倒一事来过两次上海，付清医药费后坐在病床前无语良久，叮嘱我要好好复读，爷爷病情稳定后，他们即匆匆离去。
这期间哑巴来过我这一次，主要是为了接走爷爷那只烦死人的八哥。这八哥好话不学，脏话一学一个准，在太保玛丽娅言传身教的熏陶下，迅速近墨者黑，从半夜喊“傻逼诺唯其了吧（俄语味）”到早上叫“我姓焦！我姓焦”，充分可以证明所谓“不学好”是动物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
我看着哑巴爱不释手地提着八哥笼子，听着哑巴逗它时喉头发出的奇怪“呃呃”声，不禁感慨人说鸟话而鸟说人话的悲哀。
但太保玛丽娅显然是被哑巴的帅气和忧伤镇住了，她的眼神偶尔和哑巴接触时我必须逃开三米以外，否则可能被活活电死。问题是哑巴对此木知木觉，因为哑巴天生是个绝缘体。没人知道哑巴每天到底在想些什么，就连我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哑巴对女孩子没兴趣，他安静来去，稳重潦倒，衣袂间的微风带着固本牌肥皂的好闻味道，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浑身洋溢着能让女孩子发疯的清冽寒酸。
那时我经常想像哑巴会成为一个残忍而有洁癖的黑社会老大，而我随手指着赵大饼和李金鱼，特别不耐烦地问哑巴：“怎……怎么处理？”于是哑巴看着他们，白手帕擦擦嘴角，什么也不说，只是冷笑了一下，就是那种特别不易察觉的比冰块还冷的冷笑……
除了替人画素描，经太保玛丽娅指点，我还用她的房租加上自己仅存的几百块钱托一个朋友进了点盗版CD，每天在环球电影学院外面卖。说实话，我奇怪那些莘莘学子为什么肯掏八块钱买一张唱片，在我的生活中，八块钱委实可以干很多事。如此这般，便迎来了九二年的冬天。记得当时风口里站着的滋味甚是了得，弄缸滚烫热水让我下饺子般泡进去便是最常做的白日梦。即便这样的白日梦也经常被校门口的保安无情打断，他们挥手让我离这方文化圣地远点，于是有碍观瞻的我替每个保安都画了一张肖像，同样画成龙鱼般的踌躇满志状，画得他们个个心笑脸不笑，肉笑皮不笑，可谓马屁拍得恰到好处。生意好的时候我一边作画一边卖唱片。生意不好的时候，我就听着那首《MY WAY》，画我钟爱的小鸟。我喜欢各种鸟类，包括那些随处可见的麻雀，看见其眸子中烁动的一点灵光，感受到其微微鼓起胸膛里的涓涓热血——铅笔舒服地磨擦过纸面，沙沙笔声中，一只只的小鸟跃然纸上，神态体姿各不相同。惘然中我似乎看到那些鸟儿从纸上飞起，拍拍翅膀无忧无虑地飞远。而我若有所失，不知鸟飞向何处。九二年的冬天平淡无奇，除了每天去医院照顾爷爷和在环球电影学院校门口画素描之外，剩下的时间便都计划着攒钱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广告。但我要做的寻人广告未免有些奇特，那就是我画的岚的素描像。素描像下计划依旧打上那行字：“说好一起去天堂，可你姗姗来迟。每晚十点，我在老地方等你。”哑巴觉得我有点走火入魔，几次试图用冰冷如北冰洋的目光浇灭我心头的酷烈火焰，可那火焰太热，以致哑巴的北冰洋目光常常尚在半途时便被烘成一股蒸汽袅袅散去。那阵子龙鱼不断，每天我手起笔落，荷包渐鼓，心里却开始怀疑这辈子是不是真能找到岚。如果真能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她，我多么想告诉她一些事情的真相，多么想为十六年前离去的那个痴情少年做点什么。我随身带着那个军用水壶，包里珍藏着早上买的鸡蛋饼。我看到那些学生经常出入不远处那个刚开的匹萨店，便从心底里羡慕起他们的优越生活。他们拥有的不仅仅是今天，当他们带着毕业证书走出校门时，他们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而我，除了爷爷送我的军用水壶和包里喷喷香的鸡蛋饼之外一无所有。几年后当我终于一口咬下那块价格不菲的外国大饼时，我真真正正地觉得它远不如我从前包里的鸡蛋饼好吃。没有那股葱油香，更没有那种鸡蛋特有的细腻口感。那一刻我知道这辈子最好吃的饼都让我蹲在马路边吃光了。言归正传，那天我正替一条龙鱼画素描时，忽然有一辆城市监管大队的面包车飞速向我驶来。我只花了十秒钟就收拾好了画板和所有的东西，然后抱头鼠窜而去。
“你站住！你站住！”面包车上下来几个大盖帽朝我追来。
我玩命跑起来，军用水壶在我屁股上一颠一颠地敲打着，冷静地对我说：“马儿你快快地跑啊！”
我心里回答：“好叻！老子快快地跑！快快地跑呦！”
我鼠窜过两条马路，一口气从环球电影学院的正门跑到边门处，回头一看，大盖帽们依旧紧追不放。我知道他们这下是跟我耗上了，心里隐隐感到害怕，因为这些唱片几乎是我所有的希望。于是我忽然放慢脚步，像个戴着眼镜背着包的普通大学生那样大摇大摆地晃进了环球电影学院的校门。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我觉得很神圣的地方，我心还在噗噗跳，腿肚子有点抽筋，接着我没头苍蝇般一拐弯，走进了一所红色砖墙的大楼。世界一下子变得安静了，我的领口往外呼呼冲冒着热气。我看到一个巨大的阶梯教室，很多学生坐在里面。想起后来的那些麻烦事，我后悔真不该走进这个教室，不该有这么多的好奇心和冒险欲，但我天性如此扯蛋，谁也挡不住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我欣喜地发觉没人注意我，于是我低着头，忍着笑往上走，一直走到最后一排。我坐下时一个男生对我说这位子有人了。我连忙站起来，脸红得像煮熟的螃蟹。当时我傻站在那里，身边一眼镜女孩侧过身，指指里面的一排空位子对我说：“同学，这里没人。”
我赶忙往里走，如释重负地重重坐下，钢制军用水壶顿时在座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