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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不说了，”米薇说，她坐了起来，离开床，打理了一下衣裙和头发，“我们吃饭去吧。”
我们来到餐厅。这是夏威夷酒店的楼顶，是个旋宫。我开始没有意识到是个旋宫。米薇点菜的时候，我往外看着眼底下的城市，具体地说望着横跨南江的大桥，像凝视一只巨大的手臂凝视着它。但渐渐地，大桥不见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座和夏威夷酒店平起平坐的高楼，我才知道我处在旋宫之中。
米薇点的酒菜不多，但都是极品，档次不亚于我以学校公款宴请李论的酒席，但这次是私人掏钱。
“我们先说好，我请客。”我说。
“为什么是你请客？”米薇说。
“因为我是老师。”
“我也不是学生了，因为我已拿到了毕业证，”米薇说，“也就是说我是个社会人了。”
“可是你还没有工作。”
“工作？”米薇笑，“有钱就行了。”
“什么钱不钱的，说好了呵？我请。”我说。
米薇说：“谁带的钱多谁请。”
我盯着酒菜，说：“这桌要多少钱吧？”
米薇说：“你看清楚了，光这个燕窝要两千，还有这瓶酒，是ＸＯ，少说也要三千。你身上还剩有这么多钱吗？”
我想都没想，摇摇头。
“但是我有，我有七八千现钱，”米薇说，她打开坤包，露出一沓现金给我看，“不够我还有卡。”
“你这是要干什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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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点少了就怕你付钱。就怕你请得起，所以我就点贵的。”米薇说。
“把酒退掉吧，”我说，“我们不喝洋酒，喝国酒，就是五粮液都行。”
“笑话，”米薇说，“我米薇才不做回头的事，做什么从不反悔。再说你就要出国了，喝洋酒对你有好处，和你的身份与未来生活相称。”
我还想说些什么，而米薇固执地把酒的瓶盖打开了。服务生接着过来斟酒，红红的液体涓涓流进杯子里，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液体，像血一样。这似乎也是米薇的血！我想。
米薇举起酒杯，邀我干杯。
我抿了一口，把杯子放下。
“你不喝，我喝！”米薇将酒一饮而尽。
接下来米薇就像发狂似的一杯连着一杯地喝，不听我的劝说，她把酒瓶护在近身，以防我夺去。我知道再劝说也没用，任由她喝。我突然希望她喝醉，因为她喝醉了，或许就解脱了。
她果然醉得如痴如幻。
我掏出身上全部的钱，又从米薇的包里拿了几千，结了账。
我像挟持人质一样，又拖又抱着米薇，回了房间。我把她放在床上，给她脱了鞋和袜，盖上毛巾被。她昏睡着，比吃了安眠药还沉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我就走了。
我回了大学。
我进住所头一件事是给妻子打电话。我必须告诉她我拿到出国的签证了。我拨通了她住所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我这才想起现在是英国的白天。白天我的妻子通常是不在住所的，像我一样，要很晚才回来，只不过她在图书馆、监房、当事人家里、法庭，而我则在教室、办公室、酒楼。她学的是法律，为外国律师当助手挣钱，而我是又当副教授又当处长，哪里用得上我哪里有我。
纯属是赶鸭子上架
东西大学
文件
东人事（２００３）第１０４号
关于彰文联等同志的任免决定
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
一、免去彰文联同志学生工作处处长职务；
二、任命彭冰同志为学生工作处处长。
中共东西大学党委组织部（公章）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日
抄送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印发各部、处、院系，共２２０份。
3
彭冰拿着组织部的文件闷闷不乐，好像被免职的人是她不是我一样，或者说好像升官的人不是她一样。她踱来踱去，手里的文件像小白旗似的举也不是，不举也不是。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她，说：“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不满意的？你应该高兴才对。”
彭冰说：“我这是为你感到不平，文件怎么能这样写呢？”
我说：“不这样写怎样写？”
彭冰说：“应该写明你不再当处长是因为你要出国，可什么原因都不说，好像你犯错误似的。”
我说：“我确实犯了错误。我最大的错误是当了学工处的处长，现在我处长不当了，说明是改正错误，不是犯错误。”
“那你的意思我接替你当这个处长，是在犯错误？”彭冰说，“我本来是同情你的，想不到该被同情的人是我。”
我的后背像突然被人推了一下，离开靠背挺直，说：“你千万别误会，我是针对我自己，不是说你。我和你不一样，真的。”
“有什么不一样？”
“你先坐下来，好吗？然后我跟你说。”
彭冰坐在沙发上，眼睛看着我，等我说话。
“我不是搞行政的料，”我说，“我本来是个教书的，而且教得好好的，没想到要当官，不，是没想到从政，搞行政，处长其实也不算什么官是吧？”
“是吧。”彭冰说。
“那算是吧，”我说，“可我之所以当上处长纯属是赶鸭子上架，明确说吧，是因为一个项目的需要，就是我们学校要建科技园的项目，这个项目学校需要我跑腿，但是我跑腿没有个相应的行政职务不行，不好工作。所以学校就给了我个处长当当。可能是其它处没有位置安排不下了吧，就把我安排到学工处来。学工处处长本来应该是你当的，但为了照顾我而让你受委屈了。好在我只当了三个月，项目落实了，我也要出国了，该是你的最终还是你的。我很为你高兴，真的。”
“那我呢？”彭冰说，“我和你有什么不一样，你并没有说。”
“你廉洁、勤政，”我说，“你坚持原则，忠于职守，思想进步，工作认真，作风正派，而这些品质，我没有，你有。”
“还有吗？”
“还有，”我说，我笑了笑，“就是你是女的，我是男的。”
彭冰忍不住笑了，笑得很舒心、甜蜜，这真是难得一见的笑容，在我不当处长以后。她的脸洋溢着舒服和满足，像一个不容易有高潮的女人获得了高潮。
“好了，”我说，“我现在正式把工作和位子移交给你。”我说着站了起来，离开办公桌。
“彰处长，”彭冰说，“不急，等你出国后，我再搬过来。”
“我已经不是处长了，”我说，我走到她面前，她站了起来。我把学校配给处长的手机给她，像一个退役的军官交出武器一样。她接过手机，也接过我的手，握住。
“我已经把处长递给你了，你也接了。我不管了。再见。”我说。
“再见，”彭冰说。她慢慢收手，像手里真有宝贵东西似的小心慎重。她的眼睛露出性情的光，像从雪域高原产生的火花，小巧而圣洁。这是一个洁身自好的女人，我想，严谨得像一个蛋，分明得也像一个蛋，黄是黄，白是白。在鱼龙混杂或卵石无间的高校，她能始终保持一份清醒，不被打破，很不容易。她和所有从政的人一样，都想升官，但她升官的目的是想证明自己的上进，是想更大限度地奉献自己，她就是这么纯粹，真的。她１９７７年毕业留校，是本校自己培养的干部，就像近亲生育的婴儿。她曾经出类拔萃，受母校的器重。１９７９年自卫反击战，她组织十名女大学生亲赴前线，慰问将士。她们站在硝烟未散的阵地上，为将士唱歌、朗诵，生动的身影和声音，像女神一样，让舍生忘死的指战员们情绪亢奋、顶礼膜拜。她们的举动得到全国媒体的称赞，被誉为“拥军十姐妹”。她们的名誉为东西大学添了光彩，一度成为学校引以为豪的“教学成果”，那时候还没有“品牌”这个词。那十姐妹中后来有六个人嫁给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