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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指椭圆形的酒瓶，她摇摇头。我不相信她的话。总的来说，她是女人中很少见的坦率的那种，但这句话是谎话。她不在乎是因为男人已经溶入她身体的日常生活。就像吃饭，没有谁会唠叨吃饭是多么不了起，但必须天天吃，还要三顿。没有男人，或没有新鲜的男人，她会活不下去。其实这无所谓，是她自己的事，完全没必要贬低。这几天，我陪她玩或她陪我玩，谁会在乎对方的性历史是洋洋十大卷或薄薄一小册呢。我阴暗地想，就像逛窑子，哪个男人在乎过妓女跟多少嫖客上过床，又有哪个妓女在乎过嫖客嫖过多少次呢（真他妈没趣。嫖客和妓女这两个词听起来也挺脏。这是我们只做不说的原因）。
“怎么心事重重的样子？”草问。
“我为自己不是单纯可爱的阳光小子而羞惭！”
“哈哈，笑死人了！且不说有没有你说的那种什么阳光小子。但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那种人啊！”
我也笑起来。是啊，阳光小子，这不是犯傻吗。其实我从头到脚都是腐烂发臭的，下流小子还差不多。
我也把瓶底的残酒干完，然后夹了一碗煮过头的白菜吃起来。
“喂，”草用筷子敲敲碗沿，“以后会不会认为是我把你带坏的？在你心目中，我反正是坏女人。”
“坏女人？”我把脸从烂白菜里抬起来，“我他妈就喜欢你臭烘烘的模样。”
与虹的逢场作戏（1）
纸先生灌猫尿气吞山河，六瓶百威，我也就喝了一瓶多不到两瓶，剩下的，他边说边喝，故事还没完，酒全见了底。他还要四瓶，我拿过来，开了瓶盖，看他慢慢把琥珀色的液体倒入杯中，当一层洁白泡沫要溢出杯口时，他俯下头，快乐而响亮地啜饮了一大口。纸先生继续讲他的故事：
过了两年，快毕业的时候，怎么也忘不了树，虽说不想去打扰他，但还是决定见他一面。也许，就此别过，便是永诀。想起人生之沧桑脆弱，真有南柯一梦的感觉。树的家住在东京涩谷，他父亲是一家大银行的董事，住宅很大，二层楼，有三百个平米吧。树住在二楼，自己占据了两间房和一个独立的洗手间。除了他父母外，家里还有一位年老的家仆。
树见了我很高兴，我们在他那布置得有如禅室的起居室里盘腿坐下，喝冰镇啤酒抽烟吃他的巧克力。
“毕业要回国，以后见面的机会也许会很少，所以即便打扰，也决定来看你。”我说。
“什么打扰不打扰，”他笑着说，“又不是真的修行，不过是不想工作，躲在家做寄生虫而已。觉得这行为很古怪？”
“开始有一点，后来似乎理解了。如果这个社会你实在不喜欢，除了退避，也没有其它办法。”我说。
“是啊，像唐吉诃德一样斗风车的勇士，毕竟是少数。我这种懦夫，只好把脑袋埋进热沙，露出屁股不在乎了。”
“父母没意见？”我问。
“怎么会没意见！”他吐了两个向上窜的烟圈。“谁也不愿自己的儿女成为异类，游离于主流生活之外。但成人毕竟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吧，反正家里条件不错，不会有什么经济上的负担。遁世不过是个好听的词，我倒觉得寄生虫更贴切。没有与社会彻底断开，每日出去买报纸和香烟，世上发生的事，也都知道。偶尔也上上网，看看热闹。”
我打量了一下这间20平方的起居室，陈设极为简单，日本式的格子门，深棕色木地板和方形茶几，天花板和四壁是白色的，没有任何装饰，左边角落有一张书桌。一把靠背椅和一个小书柜，桌上有一盏白色灯罩的台灯，一个笔记本电脑，右边角落，有一小盆竹子。树也穿得很散漫，一件白圆领T恤，一条松松垮垮的运动裤。
“有点像维特根斯坦的房子哟！”我说。
“哦，是吗？”他高兴地伸伸腰。“怎么敢同他老人家相比！已经够奢华的了。说起来，他老人家也算是一个遁世者吧，生前就传言纷纷，什么在土耳其牧羊。这种传奇大师现在一个也没有了。”
“也不能说没有吧，只是级别要低一些，”我说，“托马斯·品钦和J·D·塞林杰也是遁世者啊！三十多年来，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谁在哪儿碰见过品钦。”
他哈哈一笑，说：“没准现在在日本哪个角落当园艺工人呢。”
“听说近两年遁世者有些多了起来。”我说。
“好像是吧，”他说，“东京大学有个教授将之称为一种社会现象。就我所知，遁世者大都很年轻，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事业上有发展前途。之所以遁世，恐怕是与社会流行的价值观产生冲突而不想妥协的一种结局吧。我是突然间的厌倦。唔，深深的厌倦。权力金钱和女人，所有人都他妈整齐划一地追求一辈子，就像每日出操一样。生理上也有了反应。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
“没有真正剃度出家的念头？”我问。
他摸摸自己剪得短短的头发，说：“认真想过。但佛教并没有成为我的信仰。像我这种对什么都怀疑的人，要出家也难啦。况且，有些诫律，我也是不能修持的哟！”
“哈哈哈，”我笑了，“怕是女人问题吧！”
“真是一个添麻烦的事儿，”他也笑了，“人年青，生殖器是独立思考它的问题的。我作为宗主国，管不了它的内政。好在应召女郎众多，解决起来也不太麻烦。”
“说不定哪一天又豁然开朗，再入红尘。”我说。
“哼，很有可能，”他说，“如果对遁世生活厌倦了，又向往灯红酒绿的日子，又回去吧。我像一头猪一样没有必须保持的什么，所以，说不定，我们以后还会在商场上再见呢。”
见到树的精神状态尚佳，我也放下心来。原来想他已是一个铜制烟灰缸似的人物了，结果仍无大变，尤其是对巧克力和应召女郎的热爱。我和他拉拉杂杂聊了两个小时，在我们抽了17支烟、喝了8瓶250ml的喜力啤酒，吃了28颗英国杏仁巧克力后，我告辞了。
纸先生讲的是树，但说的也是自己。他说他留学毕业后，到了一家日本商社在上海的办事处。之所以不想留在日本，是因为不喜欢日本。在办事处，他牵头办了几个令总部赞许的市场推广工作，也和生意场上的女人们胡乱睡觉。按他的说法：“白天彼此一身职业装谈钱，晚上彼此一身赤条条谈性。”有意思。也是某一刻他对这种生活突然有了厌烦之情，一切都是戴上面具的，做生意，做爱，做一切，都不是他本人在做，而是有一个异己。他辞了职，也回到父母家做起了寄生虫。
“就是这样。”他说。
“这种好日子，”我说，“我也想啊！但一想到回家，做公务员的父母会以一种令人胆战或不忍目睹的目光看我，还是决定在外面混算了。”
与虹的逢场作戏（2）
那四瓶啤酒又被他干得差不多了。他不断发中华烟给我，软装，我也乐得抽，反正平时是不可能买这种烟抽的。
“我在商社办事处干了四年，挣了不少钱，又没买房买车，积蓄嘛，很够用一阵。我对父母说是神经衰弱休养一下。不过是借用他们的一间房子而已。在外面住也不是不可以，但吃饭麻烦，不可能每顿吃馆子嘛。父母毕竟是知识分子，也没给我什么压力。嘿嘿，他们的老独儿么，还盼着我早日恢复，传宗接代。”
“平常不喜欢结交朋友吧？怎么想起给我说这些。”
“当然！不滥交朋友是我一贯的准则。第一次见你，是在听迪伦吧？再加上你的身材相貌属于猎狗一类，感觉我们可能是相同的一类狗。不太喜欢面带猪相，心头嘹亮的那类人。老实说，既便避世，也是有倾诉的愿望，挑对象而已。”
“唔，荣幸之至。”
在我还没特别正式地进入成人社会之前，被告知一切都是游戏。政治是游戏：官员们上午一身正气作报告，下午数抽屉里的受贿款，晚上到情妇那儿狂欢。经济是游戏：一小时前是服了伟哥的绩优股，一小时后就是一堆垃圾。爱情是游戏：上午的山盟海誓和下午的形同路人。除了游戏本身不是游戏外，其它的，都是游戏。这让人兴奋。
虹给我带来一个同学，她莫名其妙地想帮我。我们是在学校一处偏僻的角落见的面，那儿的草坪上有几个石桌石凳。对面是一个像五十年代修的几间破实验室，一些穿得脏兮兮的老师同学在里面忙活。肯定不是给自行车补胎或校正轮幅。
那个同学叫鼠。确实像鼠。瘦精精，俩暴牙。据称英语奇好，水平绝对在乔治·沃克·布什之上（至少没有那么多口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