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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秘密地观察,秘密地思念,秘密地恋爱。秘密的情感只能秘密地进行。
海海的心事,这时是连他自己都不懂的。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了,莫明其妙地高兴,又莫明其妙地难过。这种无望的爱是他的伤感,也是他的欢乐。因为无望,无法得到回报,从此他伤心难过;也因为无望,便不期待回报,从此他也没有因为无回报而产生的伤心。
兄妹俩本来不太被注意,现在则备受注目,只是这种注目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卑微,甚至是受戏谑的。身边充斥着暗号、纸条和充满意味的眼神,像陈腐的空气般令人窒息,像上课的钟声一样令人讨厌,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不像“滚回亚洲去”那么真刀真枪,带着对决的性质。如果再来一声“滚回亚洲去”,便可上升到校园暴力这一档,或者进入种族歧视这个大帽子。它不是,却暗渡陈仓、自行其事,生命力无比旺盛。
这段时期,兄妹俩感觉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两人都吁了口气;少年人的那种吁气,无奈不甘中藏着一个揭竿再起的念头,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海海毕竟是个男生,而且自认比同龄人深刻的那一种,做人行事的原则总讲一些城府。丁丁才不管那么多,敢想敢作、敢爱敢恨。可结果是殊途同归的,都是渴望受欢迎、被认同。终于双胞胎的情绪在同一个周末暴发了:突然哥哥自己修剪头发,妹妹自己修剪衣服。
海海内心也渴望受认同,表面上却摆出大量的姿态向自己、向别人否定这个追求,装得满不在乎、追求淡泊。虽然掌握着大量的哲理来疏导自己,像什么优秀不是免费的,它的代价包括高山流水和曲高和寡,什么OUTSTANDING就是STANDOUT(出色就是出列)。但毕竟是个十四岁的孩子,他同样是希望挤身于受欢迎的行列,就是像班上那个叫彼得的又高又帅又会玩的男生。
丁丁的表现更加直接一点,每天都是一副雄心勃勃又气急败坏的样子。她又看见那群神气自信的五人党。她们一样的身材,一样的神情,一样的走路姿势:昂扬下巴,抬平肩膀,肩不动,用腰肢带动臀部扭动,从后面看这五个女孩子的臀部一扭一扭的,像水波一样。她们就是年级里最有权力最受注目的五人党——代表时尚漂亮、受欢迎,和有最多男朋友的那一群女生。
这样一群气势磅礴的女孩子,无疑使丁丁这个开始注重视觉效果的十四岁少女倾倒,她对她们的公然打扮吃惊极了,也羡慕极了。她的心已经被收服了,而且唤醒了。她想起自己在国内就是那种爱美、爱显现的女孩子,却老是被老师数落、管制。她曾经把头发染成淡黄色,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讽刺她:“今天咱们班上来了一个黄头发的外国人,大家用掌声欢迎她。”老师批评她“崇洋媚外”,而且命令必须把头发染回来,否则就不让进学校。中国老师的脾气很大,动不动就把父母叫到学校训话。丁丁现在感觉中国硬试教育对学生人性的摧残。丁丁在用“人性”“摧残”这几顶大帽子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过分,她想既然老师可以把臭美染头发上纲上线到“崇洋媚外”,那么她也可以还他们一个大帽子。现在丁丁觉得她本来就是那群气势磅礴的女孩子中的一员,以前只不过被迫掩盖了起来,现在她终于可以张扬,就是像五人党那样。某种意义上讲她更像珍妮,而不是丁丁。因为珍妮是自由的,随心所欲。
丁丁一天到晚琢磨的就是如何才能受欢迎。丁丁将自己不受欢迎归咎于自己的保守。这里中学女生就开始擦口红,画眼线,都是中国中学校园要记过的行为。在中国如果哪个女生突然打扮成熟,老师会笑笑地讥讽地看着她。没等老师开口,女生已经被那目光击垮了。有时候老师会很嘲讽地说:“好成熟哦。”那是对中学女生莫大的侮辱,成熟就意识不纯洁了,变坏了,而美国女生将“成熟”视为恭维。现在丁丁认为自己可以合情合理地追求这种成熟了,她认为自己衣服虽然也很漂亮,却过于保守。这明显地与五人党的风格不符。与五人党的风格不符就是与潮流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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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美国中学的性教育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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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丁丁再一次坐在客厅的沙发等爸爸。说来也有意思,她每次等董勇都是碰上董勇丢工作的时候。
董勇又出门找工作了。凡挂着牌子“HELPWANTED”,都进去问,他想只要听到个“要”字,那什么都有了着落。可一连数天都没有听到这个字。最后董勇又厚着脸皮回到餐馆,当他这个四十岁的大男人像小姑娘一样红着脸、端着肩,向餐馆老板索回工作时,董勇感觉自己的自尊正扭曲地痛着。餐馆老板非常重感情地拍拍他的肩,一个浪子突然意识到错误,作为过来人的老板得原谅他。可是没几天,董勇又没了工作。这次不是他炒了老板,而是老板炒了他。今天在厨房切菜时不小心切到了手指,血流满了砧板,老板吓得连忙叫他回家休息,其实就是不要再来了。
董勇沮丧地回到家,看见女儿小样兮兮地坐在灯下等他。“又在等爸爸啊?”他本期望女儿说些暖心的话。丁丁上来就说:“是的。我的生日快到了,爸爸我想跟你要点钱去买新衣服。”
董勇不耐烦地挥挥手:“这事跟你妈说去。爸爸现在做不了主。”
潘凤霞回家了,揉着肩道:“真累,真想不干了”。董勇在厨房切菜做饭。丁丁又跑过来说:“妈,我要买衣服。我要买衣服。我要买衣服。”
“叫什么叫?你妈又没聋。”
“我要买衣服。同学们都笑我们是FOB。”
“什么意思?”
“刚下船的。”
“刚下船的,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土。”
“家里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出来了,你们再等几个月吧,等家里经济好些,再带你们去买衣服。”
“不,我现在就要。我的生日快到了,我想要新衣服做礼物。”
“生日快到了?那可以考虑一下。海海,你也想买衣服做生日礼物吗?”
“你们给妹妹买衣服就好了。我不需要。女孩子就是爱臭美。”
“那你要什么生日礼物?”
海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我想回国去。”
“怎么了?”潘凤霞突然停下手上的活,扭过头,嘴唇上鼓着燎泡。
“我不喜欢这里。”海海竟然轻描淡写。
“为什么?”母亲还是那样小心地微笑。
“我怀念中国。”
这么一句简单陈述的同时,海海的心理活动又进行上了:
在美国的这些日子,我非常怀念在中国的时光,想念中国的同学、老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证实我的鹤立鸡群。人人都说中国的硬式教育有多糟糕,多么要不得,可我喜欢中国学校的规矩与气氛,准确地讲是因为它比较适合我这种读死书的学生。我也知道中国学校有许多东西是很糟糕的,怎么讲?用一个比较大的词,就是压抑人性,比如成山成海的作业,没完没了的考试,比如老师不尽人情的批评,甚至粗暴的教育方式。可是我不怕,学业繁重恰恰是我施展才能的机会;老师批评的只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差学生,从来不说我,因为我的成绩一直是最好的,也一直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在课堂上老师每问一个问题,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我,看看我的反应,甚至有点征求我意思的意思。那种感觉真好。就是因为成绩特别好,我被封为学校的“四大才子”之一,班上几个最漂亮的女生都挺崇拜我的。想想那时我在国内多如鱼得水呀,多风光得意啊,老师宠着我,同学们佩服我,女孩子们喜欢我。现在我在这里的学校,所有的优势都不见了,劣势却加倍明显。我的成绩照样很好,但并不因此被崇拜,反而被他们说成NERD(书虫)。美国中学并不像中国那样重视成绩,大家顶多说一声,那是个成绩很好的人。这种褒奖中多少带着一点贬义与嘲笑。我并不擅长的东西,比如打球,比如社交,这些劣势更加突出。美国女孩不会喜欢我这种类型的男孩子,美国女生喜欢的都是什么橄榄球队员,就是那种四肢健美发达的男生。就是我们班上那个叫彼得那样的男生。
海海发现:自己以前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到了这边会变得一文不值。现在他越来越明白这种文化差异了,就把自己看做是这个文化差异的受害者,被遗弃的,像个边角料。以前他是那个世界的中心,现在成了这个世界裁剩的边角料。
海海的内心进行了这么一大段独白,可是说出口的永远是简短的句式。他说:“我可能并不适合美国的教育制度。”
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