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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所作所为竟只是为了引起他爱恋到几欲疯狂的女明星的注意。
这个女明星，就是朱迪·福斯特。
或许，约翰·辛克利认为只有这样的牺牲和奉献，才足以吸引心中女神的一次回眸。但他所无法预料的结果是，全世界并不曾因他的精神病史而选择忘记这场荒唐的刺杀，反而把无辜的朱迪推倒了谴责的风口浪尖。
当时，朱迪正在耶鲁大学埋头读书，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她感到分外迷茫，被怀疑，被诘问，被隔离，被疏远，FBI的询问调查，以及来自整个社会的偏见和苛责，风波连绵数月不熄，令朱迪的心情痛苦不堪，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最后，她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是我？》作为她唯一的表白，此后，她选择了沉默，沉默了整整十六年。
咱英语水平有限，连蒙带猜外加翻译器才弄了这些，其中有些段落实在翻译不出来，只好省略了。
下面是《为什么是我？》的正文。
1980年的夏天，我一边计划着我的未来一边继续着我的生活，我盘算着如何进入常春藤联合会这样的上层妇女组织，我买了一大堆Lacoste牌（好像是鳄鱼商标的那个法国品牌？）的衣服，每天早晨都举哑铃，下午则去打网球。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社交型的女孩子，待人友好又广受欢迎，关键的一点是，我希望自己付出的努力能得到承认。
我至今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三个月以上，没有和同龄的人建立起稳固的友谊。我只有一个童年的玩伴——克拉·利萨。她也是的行踪不定的人，也许她在巴黎，或者在塔希提，或者上帝才知道在什么地方。
耶鲁与众不同，我希望在那里得到认可。我参加了所有的新生活动，让大家觉得我很平常，和他们一样。但是几个星期过去，我发现我不能。我要应酬制片商，要联系经纪人，要摆好了姿势让摄影师拍照。直到至少两年以后，我才发现特殊一点没什么不好，甚至还不错。
其实被别人理解并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只能说朱迪·福斯特这样的女人全世界也没有几个……）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的职业生涯。我喜欢学校。我希望能永远呆在耶鲁，和大家一起，写作业，读死了好久的人的故事，会心地微笑。
重新回到那种天天化妆，被别人称为福斯特小姐的日子让我觉得陌生又不自然。我不想再回那些家里、经纪人、制片人打来的电话，这些只能说明我仍然依赖着他们，仍然需要他们的承认，我那么做也许只是在自欺欺人。
事实上，我的确觉得我是在自欺欺人，哪怕是在耶鲁，我也没有摆脱过演出。
至今我仍对我在耶鲁继续演出的决定惊讶不已，戏剧简直要把我烦死，而我对它一无所知，但是我的一个好友是这出戏的导演，我很多伙伴也在戏中扮演了角色。我想我是为了一个错误的理由在演戏。
很简单，我想让观众、演员和我的同伴们喜欢我。
然后就是那个雾蒙蒙的星期一的下午，我和我的密友（这时就是拉拉了？）正手拉着手在校园里漫步，一个人冲我们叫道：“嘿！听说了吗？里根遇刺了。”
我们继续走着，在晚饭时几乎每个人都问我是否知道总统的情况，然而我的收音机三个月前就报销了，直到傍晚都没有人告诉我是谁要刺杀总统。
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我晃回了寝室。在我还没把钥匙插进要是孔之前，我的室友已经开了门。
“约翰！”这时她说的第一句话。
“哪个约翰？”我当时有点蒙。
“约翰·辛克利。”
“他怎么了？又给我写信了？”
“他刺杀总统，新闻都播了。”
“怎么可能！你在说梦话吧。”
然后电话铃响了，我接起了它，是我的导师打来的，他告诉我在被捕的人的身上发现了我的照片和地址，我感到泪眼模糊，我开始颤抖，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我失去了控制，我必须尽快到导师的办公室去会见联邦调查局的人。
我冲到一个朋友那里，我等她走出淋浴房时，一起喝了会儿啤酒，试图证明给我自己看我能应付这一切，我笑着，开着玩笑，就像一个不错的演员。
我的朋友把我拉进宿舍，看了我一眼，关上门，问我到底怎么了。我开始哭，然后，带着眼泪，我大笑起来，我停不下来。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太奇特了，太痛苦了。她一定以为我发疯了。
我笑得奇怪而又虚伪，但我无法控制。我实在无法控制。我在这大笑中抽搐，我受了伤害。我不再去想什么总统，什么肇事者，什么刺杀案，什么新闻界。我只为我自己哭泣。我，这个无辜的牺牲品。最终付出最大代价的只能是我。
它给我带来的伤害永远不会消退。我不能理解，不能原谅，也不能忘记它。以往，母亲的一个轻吻和一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安慰总能为我抚平伤口。但是这次不会。一切都不会好起来！不会的！！
但我已没有时间去体会这些了，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有秘密要保守。我想变得强硬，像牛仔。没人要求我这样，但是我要展示给他们（天晓得是谁）看：我很坚强。我要让他们看到，朱迪是如此镇定，如此擅于控制局面，没有什么能把她击垮。
我坚信这一点，我的潜意识也在给自己鼓劲。事实上，在一切支离破碎的关键时候，你往往能储存起你平时想都不敢想的力量，就像那些奇迹般的母亲从两吨重的卡车下把她们的孩子救出来一样。
在人类社会，求生的力量超过了任何其他的情感。
耶鲁不会放弃它的任何一个孩子，那些拥有法学学位的耶鲁前辈被叫来指导我的行动，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究竟应该怎么做。
这些学术界的大人物一下子降格成了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已经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满纸术语的打印好的讲稿了，我们不得不拿起一些零碎的纸片去行动，我开始拼命打电话，打给律师、FBI那些或许有处理这类事件经验的人。
他们各自给我不同的建议，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事情泄露得如此之快一至于报社知道的内幕比我们任何人都多。我买了一分地方报纸以便了解更多的细节。于是我接触到了也许是我最害怕的东西——媒体对我的攻击——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标题，并蜂拥到学校里抢我的花边新闻，我无力保护自己。
我违背联邦官员的意愿，草拟了一份陈述稿，组织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但是我很快就希望它早早结束。因为我的出席完全是多余的，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新闻，仅仅是希望得到我的照片以配上一段说明文字。
我不能不感到我被这些别着麦克风的人们欺骗了。突然之间这些人拥有了摧毁我的生活的权力，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我曾被告知，公众人物就是这样的。但有趣的是，这些拿者闪光灯、拍纸簿、摄象机的人居然也害怕了。
他们在极力掩饰他们的害怕、敬畏，和歉疚。当我看者他们在我跟前聚集时，我知道我以后就是要和这些家伙打交道了；当我看着他们安静而庄重地等待我的陈述是，我知道再次扮演牛仔的时候到了。我要告诉他们，没有什么能打断我的生活，如果他们想看到一个软弱的我，我不会让他们满意。
也许只有我才知道事实上有两个朱迪·福斯特。一个总是出现在屏幕上，一头金发，带着自信的微笑。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那个朱迪·福斯特。另一个却只有我才知道。她外强中干，用表面的聪明来掩饰自己。实际上，她是个跛子，毫无自信，是一个脆弱而疏远的存在。
我回到课堂，笑着和别人开玩笑，让所有人都感到快乐。我试图不去承认，我已注意到了一些变化。我似乎成了一个归来的战斗英雄，但我不想得到他们的敬畏。我不想成为政治人物，不想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所以我缩小了我的交际范围，只同我的男友（原来现在还没有变成拉拉）和保镖在一起。
我不禁自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人，比如布鲁克·谢尔德？这些问题让我觉得自己很丑恶，而我越是觉得我丑恶，我就越是难以释怀。
事件之后，生活还要继续，我再一次登上了耶鲁的舞台，好多校警在礼堂周围保护着我，虽然一度差点崩溃，但无论如何，我都会演下去，别人可以不在乎，但有些信念我必须证明给自己看，即便那很愚蠢。
但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走廊的公告牌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演出结束之时，就是朱迪·福斯特的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