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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史实来说，王静辉所知道的封建时代皇权与相权的变化大致可分为同向消长与逆向消长两种形态。此强彼弱即逆向消长不仅并非唯一形态，并且不是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形态，而是其变态。
逆向消长又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如汉武帝后期。当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名叫尚书的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这不应视为常态，除了与君相一体的原则不符而外，还有三个缘故：第一，汉武帝末年，决策失误明显增多；第二，汉武帝死后，随着皇帝个人对国家政权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权旁落于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这只不过是中央最高行政权力转换的过渡阶段，尚书台到东汉初年便正式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另一种状况是相权加强、皇权削弱，如东汉末年。这显然属变态。一是由于当时相权已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丞相曹操大权在握，汉献帝傀儡而已；二是因为后来到曹操的儿子曹丕时，便取汉献帝而代之。可见，相权强皇权弱往往只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前奏。
同向消长亦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皇权与相权都弱，如唐朝末年。宋人尽管有“唐末帝王，专委臣下，致多阙失”之说，可是当时藩镇割据，“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皇权固然弱，相权也不可能强。这虽然与君相一体的原则基本相符，但它无非是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序幕，不能看作封建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状态，自不待言。不过宋代却开了一代先河——皇权和相权都是十分强的，皇权和相权在终宋一代很难说有谁盖过了谁，但是也有例外的地方，那便是王静辉所处的时代，历史上皇帝赵顼为了推进变法，在熙宁初年的时候动用了庞大的皇权为王安石开路，将宋朝统治高层来了一次大换血。
司马光不知道王静辉对汉武帝的评价完全是脱胎于他的《资治通鉴》的观点，心中非常赞同，因为很少有人在汉武帝巨大的光环下面所隐藏的危机——汉武帝几乎就是秦始皇的翻版，将秦始皇所干过的坏事又重新干了一遍，不同的是汉武帝在其统治后期也看到他施政不当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不仅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会忏悔，更是在朝中选拔了得力的官员，为自己的子孙找好了帮手，所以才让汉朝又延续了下去——司马光知道王静辉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有着独特不同于寻常人的见解，这种态度甚至间接的影响到了皇帝赵顼，现在的皇帝已经不再以汉武帝为榜样了！正是这种见解却深合司马光的心意，也由此让司马光对王静辉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
司马光听后点点头，他能够理解王静辉话中的意思，自古以来皇权强弱之间的转换明显的应对了一个王朝盛衰的变换，皇权强弱与王朝盛衰有着直接的关联，但这中间的关系又有着其极为复杂的关系，并非是绝对遵循一个规则而运行的。即便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有个模糊的认识，而王静辉能够对此做出如此判断已经实属难得，这与驸马的年龄和阅历有着极为不相称的对比，不禁让司马光对驸马的评价有高了几分。
“以改之之见，韩国公的做法莫非是最好的办法？”
王静辉摇摇头对司马光苦笑的说道：“先生这么说难道也认为魏国公的‘天主人君’是最好的方法吗？先生心中自然是对此法也心存疑虑吧！”
司马光听后也是微笑了一下说道：“的确如此，不过某也拿不出比韩国公更好的办法！”
“这也未必！在下前来和先生商议朝廷出版报纸事宜也许便是一条比较好的通路，只是这么做前途也是不明罢了，但绝对要好过韩国公的办法！”
“哦？！愿闻其详！”
“先生难道忘记本朝赵普赵相公了么？！”王静辉微微一笑的反问道。
司马光听后顿时明朗——一次，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回答道：“道理最大。”不过随即司马光又摇摇头，对于不是皇上最大而是道理最大这个说法，宋太祖“屡称善”。不过道理毕竟不是一种权力，何况它具有不确定性，约束力又不强，司马光对与这样的说法虽然是内心上赞同，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常年沉浮于宦海当然清楚这“道理”究竟有多大。
其实王静辉也不相信“道理最大”，在他看来按照宋朝的政治传统，有两样东西能够跟皇权一角长短，一个是富弼在熙宁初年的时候提出：“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因此，士大夫常常以己意为天意，并以此约束皇帝。然而就连富弼也明知“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上天虚无缥缈，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便是赵普的“道理最大”了。
但是与其说让王静辉相信“道理最大”，他宁可选择富弼的“天主人君”。不过是因为王静辉在后世长大、生活，对于以报纸和其他传媒手段维持的舆论监督力量比较信服，所以这才选择了赵普的“道理最大”。不过赵普的观点只是适用于一小部分朝廷官员，这个时候的“道理”未必是最大的，面对强悍的皇权，赵普们也是束手无策，但是通过相对比较发达的传媒手段，让赵普的圈子放大再放大，将朝堂上少数几个赵普扩张成千千万万个赵普，那个时候的“道理”说不定就能够和皇权相抗衡，这其中的关键便在于报纸！
“报纸可以让全天下的人都可以变成赵普！”王静辉翻开了自己的底牌，来给司马光打气：“先生或许是认为在下有些幼稚，不过皇权的限制绝对不可以依赖于‘天命’，古往今来‘天命’有多少次被心怀叵测者所用，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想必先生对此明白的很！”
“这虽然也是前途未卜，不过却也总好过‘乱命’！”司马光苦笑的说道。
“先生也不用对此太过悲观，其实我朝政治体制和前代历朝历代均有不同，为了防止皇权滥用，我朝在观念和制度上都有着很严格的限制，不过是一般人很难看得出来便是了，其实若是加以利用，促使皇权不被过当的滥用还是非常稳妥的！”
“观念和制度？”司马光反问道。
“不错，在观念上其实除去赵普和富弼的两种论调之外，还有许多观念都是为限制滥用皇权而设的，‘王者无私’、‘人君有过’、‘君道无为’等等这些都是限制皇权滥用的良好观念，还有现在的一些典章制度也是有着类似的作用，这些制度和观念在平时人们或许会忽略它们的存在，但事实上加以贯彻确实能够成为万世之法！”王静辉淡淡的说道。
司马光在心中快速的盘算着，王静辉所说的这些确实是他所未有想过的，准确的说是他所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先不说那些观念，就是朝廷的典章制度，他也从来没有深究过其中的内涵，王静辉能够从这些细微之处中看得这么深远透彻，这确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蔡戡讲：“惟人君者，要当以天下为公。”一旦皇帝偏袒皇亲国戚，外朝官员往往上奏叫喊：“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士大夫常常上疏指责：“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这便是“王者无私”，对于这类言论，皇帝在原则上一般表示赞同。
范祖禹说：“人主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也”；刘黻讲：“大凡人主，不能无过。”这正是以“人君有过”观念为基础，当时人强调：“宰相以正君为职”，“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皇帝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并不自以为一贯正确。宋太祖为“偶有误失，史必书之”而发愁；宋太宗告诫宰相：“朕若有过，卿勿面从”；宋真宗要求宰相充分发挥作用，力争做到决策“无失”；宋仁宗担心自己“所虑未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于人。”至于素有南宋英主之称的宋孝宗，更是不时反省自己，他多次叹息：“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在王静辉看来仁宗皇帝的这种叹息前半句是毫无疑问的正确，但后半句，仁宗皇帝在休养生息和发展经济上所做的可比文、景两个皇帝要好多了。
宋太宗不止一次地说：“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