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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资格去追求效率。
“说说看，你能让我学到些什么呢？”老人同样是个很正式时间的人，所以他只是和朴慧姬激动了没几分钟。便很理智的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了我身上来。
老人之所以能成为大师中的大师。不是因为他把自己装扮得有多么神秘，恰恰相反。无论是曾经的全球第一CEO杰克？威尔奇还是世界家具帝国的皇帝英瓦尔？坎布拉德，都曾经收到过他的邀请。和一起吃餐午饭都要好几百万美元的巴菲特不同，老人虽然同样珍惜时间，但他却更渴望从自己邀请来的这些人身身上学到些什么，尽管他已经是八十岁高龄的时候才见到比尔？盖茨，尽管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二十世界硕果仅存的一位哲学家。
如果我猜的不错，老人现在关心的，正是我思考了很多年的关于亚洲家族式或者类家族式企业的物质存在形式。由地域地限制所生成的传统文化的差异，以及亚洲社会近代变革普遍晚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工商业的发展上相对落后的亚洲，出现了一批烙有宗族式发展印记地家族企业。
虽然家族企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由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亚洲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形成的巨大惯性，使得亚洲地家族式企业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式企业又有很大的不同。习惯上。我们提到洛克菲勒、杜邦或者是罗思柴尔德的时候，更多的冠以家族两个字，但在亚洲，我们提到新鸿基、和黄或者是淡马锡的时候。却总要在它们的后面缀以“系”这个带有亚洲传统特色的字眼，来和欧美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式企业相区分。
这主要是因为，欧美各国的家族式企业大多都是由同。
或许很难想象。但事实就是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亚洲式家族企业的崛起，都是伴随着一系列地资本腾挪而形成。作为家族最核心的龙头企业，通过鲸吞蚕食的种种手段，或者是直接吃掉比自己小的目标企业，或者是通过联合的方式蚕食掉比自己本身大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公司，以达到瞬间资本膨胀的目的。
而在某一实业系的内部，处于家族核心地企业，往往会利用自己对其下属子公司的超强控制力。将子公司的良性资产通过关联交易或者是股权置换等强制手段转移给核心企业或者是核心企业指定下的有特殊存在意义的关联企业。而子公司的经营风险，却因为母公司强势地小比例控股，丝毫没有随着良性资产地转移而转移，换而言之，母公司投资子公司的权益不大于任何其他地投资人，但它却可以通过资本置换将子公司掏空，而子公司因此产生的经营风险，却需要其他投资人一起分担。
不健全的交易监管机制、薄弱的司法制度以及企业会计制度非透明性，亚洲仿佛就像是一块已经完全开化的资本天堂。只不过这种开化却是只为投机者准备。
在这种情景模式的滋生下，中国内地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类亚洲式家族企业，与传统意义上的亚洲式家族企业自下而上的资产运动模式不同，这种企业资产的运动方向往往是自上而下，或者通俗一点说，就是内地企业家标榜的资本运营。也叫概念性投资。
以不健全的交易监管机制为市场准入假设。内地的上市公司可以以自己的巨额资金任意“投资”某一个独立于自身实业系之内的子公司，而这间子公司也可以在母公司的强制下向上转移自己的股权或是其它资产。
但不论其操作手法如何。并没有经历过时间的洗礼与沉淀的中国股市，都会把这种运动看作是一种利好，虽然当这些机构低成本控制上市公司之后的每一项对外投资的投资额都很难在二级市场形成规模效益，但其不断传出的“利好消息”，却可以以轮次的方式刺激其股价上扬，而实业系的公司重复几次这样的操作之后，便可以从股市上暴敛大笔的财富。虽然，它的投资行为没有给实业系购得一项实际意义上的资产，虽然这些公司通常都只是配股却从不分红。
另外一方面，内地还有一个让这个世界上包括索罗斯在内的投机者都艳羡不已的特点。内地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留存着相当数量为流通上市的国家股或是法人股，而且为了保证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这些未流通的权益，平均约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70％，而其单位价格，则远低于被大小投资者追捧流通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受众越广，则流通股和未流通股之间的价格落差越大。而上市公司地控制性股东，或者是对其进行投资的处于相对控股地位的母公司。则可以通过很低的价格受让国家股或法人股，实现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并以流通股和非流股之间地价格落差来谋取暴利。
而在对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收购实例中，其转让依据就是“每股净资产”这个看上去很严肃的东西，为此，国家有关部门曾专门作出规定。规定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转让价格的平均水平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或是必须以溢价形式转让。
但由于监管机制地缺失，在顾雏军或者是那个新疆的德隆没有股民唾弃之前，内地证券市场上的国家股及法人股的平均转让价格只能达到同期流通股平均价格的13％。甚至，在深圳还曾经出现过国内某知名保险公司的高级经理人以一块钱这个玩笑般的价格买到市值为一百元的股票的“传奇”。
传奇总会让很多人产生遐想。于是索罗斯、巴菲特、基姆？罗杰斯乃至德鲁克都开始关注亚洲，或者准确的说是关注中国。但是和那些寻找投机机会地赌徒不同，每隔几年便会选择一种存在形式作为自己研究主体的德鲁克，更关心的是这种表象下所隐藏的本质。因此，这个一生只和一台打印机相伴的老人，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旁观者，或者叫旁观的智者。
（奇）“这些都是你看到的吗？”作为智者，老人在听完我所有的描述之后，并没有马上对我地话展开分析或是思考，而是很谨慎的又确认了一遍我话里的内容。
（书）“或者应当说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虚坐在德鲁克的下手。我虔诚的坦言道“先生，我十几岁的时候，自己成立了一间地产公司，并利用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手法把它变成了中国内地最好的地产公司之一。而后，我把这家公司卖给了一个比我更能清楚地解读游戏规则地朋友，自己去香港继承了一间亚洲最大规模的家族式企业。”
（网）“于是你现在很困惑？！”德鲁克了然的冲我耸了耸肩道“孩子，你成功的关键，在于你对游戏规则的解读以及你对自己所掌控的那些组织地超强控制力，虽然你构筑地金字塔并不是我所提倡的。但毫无疑问，它却是最适合你地！”
德鲁克说的，的确是我现在最矛盾的地方，一个成功的家族或者是类家族企业的掌舵人，必须对其下属的所有组织保持超常的控制力，才能保证整个组织正常运行。如果盲目的向西方社会学习，引进真正的公司治理制度，那么谁都不可避免的将遇到两个问题。
如果直接从组织内部提拔可信任的下属，则这个组织最终将会变成人人对我唯命是从的一潭死水。每个人都在等我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虽然他们得到命令之后会因为惧怕我的控制力而拼命贯彻我的指示，但如果某一天我停止思考，这间公司，将在顷刻间倒塌。
而如果我选择像菲奥里纳这样具有职业操守的经理人，却又不得不因为亚洲市场具体环境的不同而和这些从来不在赌场中进行投机的组织管理者产生摩擦甚至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非要培养曾紫墨来代替菲奥里纳的最终解释。在我没有停止思考之前。我可以让曾紫墨这样的亚洲式职业经理人追随左右，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利用自己对游戏规则的理解最大限度的获取利益。且不用担心经理人的“操守”。
“你认为一个组织的灵魂是什么？你认为自己对这个组织来说，最大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你又怎么去衡量自己构筑的这个在现阶段因为最适合环境而生存下来的企业？你认为如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是会像恐龙那样消亡，还是会像猿猴那样进化呢？”
耐心的听完了我最后一丝困惑，老人并没有给我任何实质性的回答，反而是抛给我四个更困难的问题。我现在真是有点儿同意基姆？柯林斯的观点了，我虔诚的跑到了神的面前来问道，神却很严肃的问我是要和咖啡，还是要喝可乐！
“先生。坦白讲，我并不想做这个组织的灵魂！”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