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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蝼蚁蜉蝣一般浑浑噩噩，倒也不失是‘身隐之极’——所谓无为无虑，亦无碍。可早年打禅语、斗机锋，语至而意不至的那些道理却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怀。时至今日，我已是近百之人，竟然越来越不知晓：这苟全性命究竟所为何来？岁月淹逝，我毕竟还是造了无数大孽！”
那李某是个憨厚人，听师父说了这么一大番重话，一时间手足失措，应声跪倒，连磕几个响头，道：“师父既不曾作奸犯科，又不曾惹是生非，行走江湖七八十年，不过是收了我们几个门徒、传了几套功法。您要是看弟子不中意，弟子这就自断经脉，了此残生，决计不玷辱了师父。”
吕元闻言一笑，道：“你若如此，为师的岂不又平添一桩憾事么？你且听我把话说完。”
原来这吕元侃侃自剖，并没有怨悔自己随缘传功、涉足江湖，乃至不能像蝼蚁蜉蝣一般臻乎“身隐之极”的境界。他这第三个遗憾所言者，其实是个十分深刻的思理。作为一个不能像蝼蚁蜉蝣般活命的人，即使竭尽所能地遁世远人，似亦不免要在造化的播弄之下与人交接、遭遇。一旦交接遭遇，自然而然对人、对事、对物、对情便造成了哪怕只是纤芥之微的影响。如此一来，则又何隐之有呢？如此一来，力求隐遁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过来说，倘若这隐遁的妙道奥义并非离群索居、避世脱俗，则又有什么究竟可探、可求呢？吕元说到这里，不觉叹了一口气。那李某是个直肠直肚的人，睹此情状，亦随之惨然，咽声道：“师父如此作想，那么自凡是个人，活一日岂不就隐不成一日？”
吕元一听这话，嗒然“噫”了一声，道：“好孩子，说得对极了。既然活一日就隐不成一日，我何不便去死了？”说着，顺手朝前一指，登时逆催泥丸，倒转吐纳，一笑而逝。
那李某见师父死了，不消说是一阵撕肝裂胆的号啕。可吕元临终前的一指又是什么意思呢？李某顺势望去，但见屋外土地平旷，远方青峰廓约，其间并无一物。
毕竟这憨拙之人自有他憨拙的倔性。李某一面哭，一面默志下师父手指的方位。待将吕元安葬之后，他便一步一数、一数一步，还频频回首量估那方位，只恐有个什么闪失偏差。在他想来，师父既然抱憾将死，忽又若有所悟地那么一指，则此去必有机关缘故。这却果然是将误就误，反倒成就了因缘——在吕元而言，李某一句无心之言，却成全了他一个“行年九八，唯欠一死”之念。质言之，只有死，才是彻彻底底地从“求隐不得”这一执念中得着解脱。至于那李某一路顺指走去，忽一日居然来到了安徽凤阳地界。他心想，师父莫不是要我到他出身之地来么？
因为“留都龙隐”为《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所写的代跋在李某到凤阳府的这一节上行文甚是简略，近乎语焉不详，无从知其首尾。倒是在那本《七海惊雷》（署“飘花令主”所撰）里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李甲三的年轻乞丐如何徒步千里，由济宁至凤阳归葬师尊的过程，与吕元之徒李某的经历极其相似。只是在《七海惊雷》中，多了负棺归葬的细节。且说这李甲三到了地头上正准备下棺入土，却觉得棺材豁地一轻，浑似无物的一般。这李甲三甚是惊怪，找来地保作了见证，开棺启视，才发现尸体当真不见了。棺中只留有手写黄卷一本，上题“泥丸长隐／万象皆幻”八字，李甲三才捧起书卷，封题字迹便湮灭了。待他再翻开首页，逐字逐行读去，竟是一部控制泥丸运行的操典——即后之所谓操作手册者。奇的是，这操典也不知是用什么笔墨写成，一俟李甲三读过，字迹便一如封面上的八字题签那样即时隐去、不可复见。所幸字句疏简寥落，李甲三又本是研习此功甚久的勤勉弟子，一读之下，知是师父手迹，自然字字铭怀，同时一步一步按那操典所记者演练起来。也由于这是一部以心念驾御气血周行，内铸腑脏、外摄筋骨的奇术，旁人不觉如何，李甲三且读且练，顷刻间已经成就了一身浑厚坚实的神功。待他翻读终卷，黄卷上一字不着，可李甲三对其师毕生之学，竟已了若指掌。这便是济宁李氏所传的“泥丸功”始末。只不过《七海惊雷》以小说之笔写此奇突之事，语涉荒怪，聊备一格尔耳。这段传闻却旁证了一点：在吕元亲炙四支之中，唯济宁李氏一支从未以“泥丸功”之名号召门徒——它甚至没有任何可兹记诵传扬的名号，因为这一支自李某（或李甲三）之身始，便玩味出逐字灭迹的微言大义了：何名何不名？正在“隐”这个境界上。
22 入社
撮其要，探其源，可知李绶武所承袭自济宁李氏这一支的功法大致上不免沾染了一种遁世的色彩；以饱览杂学博闻深思而不致用为务。这一支的传人究竟身怀何等绝技？何等神功？始终成谜。后人只知道化名“陶带文”的李绶武极有可能也化名为“留都龙隐”为自己的著作《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写了一篇所谓“代跋”文字，其实这正是另一种隐匿的表现。而李绶武本人恐怕还算是这一支中的异数，因为他是十数代以来唯一以文字记录披露了十九世纪末直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各地秘密社会之间复杂的轇轕李氏子弟。作为一个以“隐”为尚、以“遁”为高的传人，李绶武和他的老祖师爷走的是相反相成的两条道路。在吕元那里，最终的体悟是用肉身之死解脱“我之为我”必将对世界有影响、对世人有损益的执念困境——在《七海惊雷》里甚至还用“尸解”的场面和“字句湮灭”的细节来象征此一解脱，虽不失夸张，却切合义理。可是李绶武却不同，“留都龙隐”的代跋强调：随缘随遇、不忮不求，只是一种立身处世时“为而不有、成而不居”精神的内化，这内化的功夫绝不可以钻角营深，反而陷入迷障。“隐”应该不是不立文字、不立功业、不立形迹，反而应该是一种滚遍风尘、透泥水、激浊扬清、知黑守白的智慧。
谓之智慧，又岂是一人一生等闲可以企及的呢？这毕竟还须累积多少世代的传衍承启，日以浸之、月以润之，万一遇上个资质顽愚劣的子孙，也就前功尽弃了。所幸济宁州李氏家风淳笃，这李某日后落籍安徽，娶妻生子，也能持保着一脉淡泊宁静的习气，历世以耕读维系生计教养，从无一人致仕觅官。十四代单传下来到李绶武的祖父，已经是个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窥的地步。凤阳府在地自令尹以迄庶人，皆敬重李氏一家陶然向学，不慕荣利的风华气度，径以“素儒李氏师尊”呼之。日后李绶武之所以能写成《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其所根据者，不乏自乃祖独力修撰而成的古本武林史资料而来。而这部古本武林史资料并未成书，仅以散稿存世，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即是在考校建于北魏时代山西大同云冈、龙门等石窟的佛像与盛唐“武藏十要”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李绶武不辞千辛万苦前往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干一名小科员的来历。
话说民国十八年五月，提调丐帮人丁盗斫九十六颗云冈石佛头像的大同分堂堂主邢福双自逐出帮，随口说了个江西的去处，再懊悔也来不及了——他是非得流落江西不可的了。实情也果如邢福双所料：丐帮太原总堂上一声令下，自山西以至江西沿途省县诸丐帮堂口弟子无不严阵以待，紧迫跟监，看他邢福双是不是真的上江西投亲，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中事。如若不然而另生尴尬，便一定跟那失落了的佛头甚至“武藏十要”的传闻有什么瓜葛。这邢福双虽说一度神智昏失，掉了记性，不意却让那敲门砖三打天灵盖给打回了神；一回了神，也添了烦恼——试想，他要是寻思不出一条脱身之计，岂不要叫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丐帮弟子监视掌控一辈子？
且说邢福双行脚年余，好容易来到了南昌，正愁苦日夜叫人盯梢放水、动弹不得，还不得不假意四处打探：当地有没有一个姓邢的堂叔？其实他自己肚中明白得很，别说南昌一地，就是走遍了江西，他恐怕也找不着这位压根儿不存在的堂叔。眼见身上的盘缠就要花完，而邢福双既已自逐出帮，当然不能回头再干行乞的勾当，这可就要山穷水尽了。忽值一日，大马路上迎面走来一个穿西式服装、头戴呢帽、足登单鞋的中年男子，兜头按住他两肩膀，大喊一声：“福双！”邢福双还没意会过来是怎么一回事，那人暗中使劲，居然将他按得双膝落地，成一高跪之姿，邢福双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