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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依我的后见之明，家父此一直觉仍过于简单——因为他太看重这一大套由“国防部”和“三军大学”领衔编纂的“正史”地位和价值。在我看来，把这些字谜窜入史料的人另有两种目的：
第一，设若家父混水摸鱼、囫囵吞枣，未经消化即将字谜原封不动地掺入史料，以致竟尔以此面目出版问世，自然会招引一些真正笃学深思、敏求好问者挞伐追究，则隐伏在字谜中的机关反而会惹来更多的人注意和探讨，所谓大历史角落里的真相也才会不期而然地在众目睽视之下浮现。
第二，设若家父不肯放过纤芥之疑、毫末之误，便应当倾力于这些字谜的解译工作。如果能够从他亲眼目睹欧阳昆仑横遭加害的这一个经历举一反三，而又对种种古老的文字谜戏十分熟稔的话，提供字谜的人其实不只希望能借家父之手，将大历史角落里被尘封掩埋的一些个疑案悄然不动声色地保存下来，他（们）恐怕还更期待家父能以同样的观点和方法，换一副“幽冥晦暗之地”的眼睛，去重新翻视一遍几千年以来那表面上十分“光天化日”的历史和现实。
“你知道为什么再也没收到过那些字谜了吗？”
家父点点头，道：“大概知道一点罢？只不过——我知道得太晚了。”
42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最后一张字谜“备33”。这是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套用汪勋如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一书中所说过的话——“没有人会将之和其他曾经发生过的，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合并观察；不作这样的观察，便更难追讨出单一事件的真正原因。”
“备33”是这样写的：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这更不是什么战史的材料了，当然不能归档。然而个中蹊跷却在于它是半首杜甫的五律——《月夜忆舍弟》，少了底下四句不说，还写在一张极其不寻常的纸上。那纸仅有巴掌大小，是一种叫“百叶柬”的古制纸，应该是十分珍贵的古董了。家父持之细看，但见那蝇头小楷，分明是明代倪鸿宝的笔意，正狐疑着：怎么得着件书艺奇珍？忽然手上的纸一滑，登时在拇食二指之间松脱了。奇的是纸片轻盈如无物，居然当下散开，成了六片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的纸膜。家父这才想起：百叶柬号称百叶，乃是经巧匠手工以极黏稠的纸浆经密帘反复荡压而成。上好的百叶柬，可以层层揭起，唯揭脱之后再也不能重新聚贴如初。至于他眼前散落一地的六张，实为一张之上的六层，而先前这六层之所以能够附着在一起，只不过是靠着那半首《月夜忆舍弟》的墨渖胶合而已。质言之，是有人先用不知什么法子把一张（其实是一角）百叶柬揭分了六层，再叠合起来，写上了这半首诗，使之暂时复原。未料经家父手指捻搓，遂又分离了。家父见损了这古纸精书，觉得不忍，想要将六层纸膜拾起、贴合，岂知手劲儿稍重，纸膜却纷纷破了。这才不意间脱口诵出《月夜忆舍弟》的下半截：“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杜甫此诗作于大唐乾元二年，时在秦州，史思明已叛，陷洛阳，正是兵荒马乱、劫灰弥漫之秋。家父转而忖道：写这诗的人恐怕不是因为纸张狭仄、全诗书写不下才只写了半首；实乃以欲语还休之势明说杜子美前半首之文，以寓后半首之意。在那一刻，家父还以为写这半首诗的人是有鉴于“反攻大陆”之无望，而要家父同感其羁旅思乡的情怀。
此后，备考档再也没有增加任何字谜；家父懵然无觉，自然不会以为“寄书长不达”所指的是家父并没有善加利用这些另有意旨的资料——在当时，他甚至不认识这些资料。
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或者一则失落了和其他材料之间任何关系的材料——是不具意义的。倘若我如此写：“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半首写在一小块百叶柬上的杜诗。”便毫无意义。然则，让我们试着去发现，环绕在此事前后一些散落的、飘零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之所以令我着意于此、不可自拔的还是书袋里的七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是《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的日子，此前的三本书是连续在一年又两个月之间密集出版的，此后的三本书却每隔五年才出版一本。这里面难道不该有一个“为什么”吗？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是模糊到几乎不存在的。我的小学四年级念了一半，渴望着家里能拥有一台电视机——那样我就不必趴在对面邻居的空心砖墙上看《断刀上尉》和《勇士们》。和我一起趴在那墙上看美国影集的还有小五和小五背上的孙小六，我们都不知道孙小六即将在半年之后遭到生平第一次的绑架，也不知道孙妈妈将因之而闹自杀，孙老虎也从而以“在家进修”的方式离职，开起计程车来。我们大约都承认生活是静止的、平淡的、一成不变的——谁家也买不起电视机，直到永远。我们甚至不知道全村将在三年之内全数迁出，搬到这城市的另一头去，住进四层楼的公寓，认识双和市场边巷子里的彭师父、彭师母；更不知道我们将在咫尺有如天涯的水泥楼房中渐渐长大，滋生令人血脉贲张脏腑悸动的情感，遇见早已在暗中改变我们命运的人。我们最不可能知道的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竟然想不起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发生过什么。
就我记忆所及，距离这段时间最近的“一件事”其实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发生的。当时我们称之为“户口普查”。据说在我出生前几个月也曾经普查过一次，那一次全岛联播电台播放出十二响钟鸣之后，有十五万个普查员同时出动，到台湾全岛各地进行查访。为了让这普查工作顺利无碍，政府规定各个城市乡镇的街道上不许行驶任何车辆；人人留待家中，门户通宵开放，灯火齐明，以守候普查员来向每一个公民查询其年籍、身份、职业和生活状况。
上一次我错过了，可这第二次我却全程参与，且印象深刻。
上门来的普查员是个走路有点儿跛的年轻人，一进屋便喊了家父一声：“启京先生。”家父愣了一会儿，道：“你是——”普查员凑到家父跟前低声说了两句话，又昂声道：“其实合该有缘，不必见外——咱们还是同一条船来的，只那时候儿我还小，才十来岁，启京先生一定不记得了。”说完径自一屁股坐进一张藤圈椅里，一手往茶几上搁下一个厚甸甸的纸册子，另只手往椅脚边拄起一支大约有茶杯口粗细的长条筒子。
家父在这一刻改了语气：“怎么？怎么是您——您怎么亲自来了？这，不是户口普查么？”
“若不趁着这个机会来拜望拜望，就太失礼了。启京先生投师忒早，是‘理’字辈儿前人，无论如何我也得亲自登门请教的。”
“这怎么敢当呢？”家父从家母手里接过一杯热茶，捧上前就几面放下，倒退一步，甩两下袖子，右膝打个弯颤——分神见我坐在一旁，狠狠白了我一眼，我连忙弹站起来。那普查员却笑道：
“别介！孩子是空子，您也不必多礼。我这腿子前两年行功岔脉，不灵便了。咱们坐着叙罢。”
家父倒也奇怪，始终没坐下。其情状好似我们在学校里给叫到训导处捱骂的一般——双手贴紧裤缝、微垂着脑袋，嘴唇一开一阖，仿佛应答着，可却出不了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