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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宋徽宗赵佶是有资格的，如果他后来没到北方旅游的话。
第二十一章 习惯性诬陷
宋神宗一生的愿望，就是在死后能有块神功圣德碑，那上面刻着他恢复了盛唐时的疆界，把燕云十六州、大理、交趾、河套等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失地都重新夺回。刻着他报了曾祖父太宗皇帝伤重而死的旧仇，覆灭宿敌契丹……
等等功绩，如果能一一达成，他纵然死去，也会含笑九泉。
可是人生就是场电视剧，不管情节千变万化，宗旨只有一条——没完没了的折磨主角。人强命不强，宋神宗想拖着宋朝从谷底里往上爬，迎头就遇上了150多年以来东亚地区最大的二世祖集团，那些腐烂骄横的辽国皇帝们。
提起辽国，这是宋神宗最大的心病。他和以前的5位宋朝皇帝不同，赵匡胤对辽国面露微笑，不怀好意，在他的时代里辽国从来没在汉人手里讨到便宜，他总在自己的国库里转圈，想着用多少钱能买到一颗契丹人头；
赵光义不用说了，他对辽国大打出手，杀了很多辽国人，也死了更多的宋朝人，虽然处于下风，可始终倒驴不倒架，宋朝是只长满了刺的刺猬，扎得辽国手疼；
真宗赵恒很奇妙，看着最没用，可情况急转直下，辽国人死也没弄明白，倾国发兵，打了个你死我活，居然变成小弟弟了！
而仁宗可以保住所有需要保全的东西，在他手里，宋朝一切都没有变化。就算宋英宗这个废物耽误了几年光阴，也能延续着平稳。直到宋神宗登基。
他突然发现自己矮了好多辈，当时辽国掌权的是耶律宗真的老婆，耶律洪基的妈，那是和宋仁宗一个辈的人，他得叫奶奶，连带着管辽国的皇帝叫叔叔……这是什么命啊，最要脸最争份儿的人居然偏偏掉了份儿，儿皇帝都不算，竟然是孙皇帝。
神宗大怒，对群臣大发了一通脾气，说我管她叫阿姨成不，和他儿子论兄弟好不好？满朝文武都沉默，人人看着地板找蚂蚁。神宗狂怒，他前几天才和这帮人讲过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说出去了，他就和辽国人不共戴天，成了死仇。
关于赵光义是怎么死的。我们现在知道他是箭伤复发，医治无效。可在宋神宗以前，这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是官场里的禁忌，就算知道了也不能说。
宋神宗第一次当众证实，他的曾祖父死于辽国人的箭伤，当时他悲愤落泪，有仇不能报，反而称兄道弟，这是多大的耻辱！
现在兄弟也当不成，竟然是孙子……而这些满口仁义道德，动辄念着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等口号的大臣们居然对此无动于衷。
尴尬中当时的第一君子站出来了，伟大英明的司马光。他代表众多的仁人志士对宋神宗说，名分只是小事，重要的是平安。和辽国都是亲戚了，亲戚间叫几声奶奶是应该的。
……名分是小事，真想请他翻阅他自己写的《资治通鉴》的开篇总章。
如此这般，都已经是往事了。宋神宗投入到振兴国家、威服四夷的事业中去，对这些意气之争渐渐地不大上心，可并不代表他不再把辽国当回事。相反，辽国始终是北宋君臣心里最大的噩梦。这个噩梦之深，并不因为近50年以来宋、辽的平静，以及党项人的崛起，李元昊对四邻拳打脚踢，宋辽两国同时鼻青脸肿而改变。
这也怪不了宋朝人，这是中国从古至今，到现在还没治好的顽症。
中国有个习惯，只要你曾经达到达什么高度，就会永远是什么高度。明星永远是明星，从没有过气这一说。作家永远是作家，不管你有多少年没出过新书。具体到战场上，只要被打败过一次，就有80％的可能成为终生苦手，比如足球上的恐韩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绝不会像传统论调那样说“各种因素”、“因人而异”等等腐词滥调，凡事必须较真，必须得有答案，这才对得起自己的努力和读者的时间，就好比现在写的王安石变法，一定要找到谁对谁错。
只要有一个具体的参照物，如对国家有利这一点上，就一定有答案！
回头说恐惧症，我认为之所以会形成，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敬祖情节、惯行思维这两点致命伤上。敬祖情节让我们始终有着牢固的家庭观念、价值观念，这没什么不好。
可是只能止步于私德。上升到办公做事上，就实在要命了。它让我们怀疑自己，总是觉得前人、祖先比自己强太多。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里，万事开头都是要以古人当如何说起。
具体到宋朝恐辽情节上，神宗有过一段遭遇。他的雄心壮志曾被人嘲笑——以太祖神威，终生不能攻下太原；以太宗之能，尚有燕云之败。你小小年纪怎能口出大言，要威服契丹？
具体到全民族的心态上，表现在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在中国仍然要讨论“古不如今”，还是“今不如古”这样的白痴问题。
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吗？不需要讨论吗？其实只要看讨论的结果就有答案。即便得出了“今不如古”的所谓正解，难道还能时光倒流，回到从前吗？
大到时代，小到个人，都是没法复制的。历史的车轮无法后退，能做的只能是着眼现在，眼前的一瞬间才最重要。敬祖情节必须见鬼去，中国人的心灵才能轻松点。
而惯性思维，是比敬祖情节更可怕的东西。
打败过一次，就会留下阴影。听着很泄气，可历史上是真实。比如北宋史上的燕云大败、雍熙北伐大败、君子馆全军覆没等败迹出现后，宋人的心理一下子就全完了。由柴荣、赵匡胤以不败战绩培养起来的民心士气突然间说不见就不见了。
哪儿去了呢？
为什么同样是战争，同样是失利，看外国、异族人的战争史，有很多打了100多年、200多年，只要不胜利、没达到愿望就一直战斗下去，直至家园恢复，荣耀回归。这里边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堂堂中华上国，号称最讲气节的民族，为什么总是艰难奋起，却迅速萎缩呢？
我无法不想到我们每一个国人的成长历史。回忆一下，当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在成长的岁月里都被灌输谦虚谨慎为美德，进而达到“温、良、恭、俭、让”的完美社交品德时，会是个怎样的局面。
这局面就是直到20世纪末几年时，中国的一少部分父亲，才会对儿子说：“儿子，我为你骄傲。”在球员的休息室里，才出现教练员对球员们大吼：“你们是最强的，我们一定会赢，你们做得太棒了！”这样肯定又自信的西方式话语。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几千来一直恪守的群体性格是多么的内敛低调，多么的灰色！这是种可怕的惯性思维，当胜利时不敢追逐更大的胜利，当失败时迅速地转入苦守，从来不去想怎样反击。
这样的性格特点，在宋朝以前我们是没有的，五胡乱中原、五代十一国时是汉人的命运最悲惨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抗，放弃过追求。可是赵光义上台之后，这问题就突然出现了。我个人对此有些解释，可要放在宋史完成时作为总章归纳。
现在要留意的是，宋朝全体军政首脑对辽国根深蒂固的恐惧。
辽国派来了一个叫萧禧的使者，带来一封信。里边全面回顾了双方近80年的真挚友谊、欢乐岁月，为了让欢乐继续下去，提议把两国的国境线重新规划。
老调重弹，还是趁着宋朝和西夏掐架的机会来勒索，而宋朝的反应也和32年前一样，从一开始就全体紧张了，尤其是宋神宗本人，他迅速开动了自我折磨程序，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宋朝的西北边境线，一方面不断地向河湟地区增兵移民，消化这块庞大的新得地；一方面保持对西夏的压力，时刻准备出击，也时刻提防着西夏人的反弹。在这种局面下，突然间辽国铁骑杀了过来，一时间刀光血影，尸体遍地，宋朝军民像蚂蚁一样被踩死……这完全是可能的，这些年来东北方的防线早就腐烂了，一点都没经营。
那还等什么，只能谈判，迅速地谈判，本着友好协商的宗旨，绝不互利的原则，去换取老朋友不发脾气。四条指令紧急下发出去。第一，由少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忱，秘书丞吕大忠为使者，陪着萧禧到边境上和辽国的谈判团见面；第二，由大臣韩缜带着国书去见辽国皇帝耶律洪基；第三，派人紧急赶往洛阳，向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元老咨询国家安全问题。
第四，他命令王安石立即回京。
在他想来这是动用所有力量了，国家有难，新旧党必须、也一定会同心同德为国出力。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