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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这样想也没错，当年我也一样。只是再往深里想一层，与历史其他的改革事件对比一下，才会知道谁对谁错。
我个人认为，宋神宗完全错了。他是个有为的君主不假，可也仅仅是想有为而已。在做的过程中，做得非常的糟糕。就以上面这些挽留王安石、理解王安石的话来说，他就错了冥王星上去了。
改革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场战争。改革者是元帅，是唯一的指挥者。例子比如秦孝公与商鞅，商鞅为了法令的通行，把秦孝公的亲哥哥的鼻子都割了，秦孝公也没有二话。试问宋神宗做到这一点了吗？翻开宋史，关于某某人的提升，某某人的贬职，哪怕只是个太监，王安石每次都要大费唇舌，和皇帝辩论，还不一定成功，总被驳回。
这算哪门子的支持？
王安石的政敌，一个个都安然无恙，拿着高薪在洛阳盖别墅，天天小集团开会，向四面八方传递反对信息，这算什么政治环境？
上面那些温情感人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证明了他多次拆王安石的台，让王安石不爽，让改革进度迟缓的罪证。
与其事后感人，何如当时认真。
好玩的是，他们君臣之间的这些谈话，都成就了王安石的绰号——“拗相公”。成天和皇帝吵，无论什么事，皇帝都得听他的。
参照上面的论点，可以知道，宋朝要改革，就必须得听他的。不听，你找王安石干嘛？宋神宗你自己会吗？不会还不听话，你想干什么！
罪证之二，王安石和所有大臣吵，一点批评教育都不接受。按照人世间最正确也最操蛋的一个逻辑——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错误，都需要指教，来对照。王安石的“拗”感实在是十恶不赦！
这条指责让人抓狂。
世人都不完善，那是相对尽善尽美的神来说话。针对具体情况，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就是完善的，何况两派间水火不容，一定要让王安石从善如流，什么意见都接受，还改什么革？最凶残的是，王安石还不许回嘴，只要敢反驳，立即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罪名。
这实在是个强盗逻辑，吵过架的人都知道，你有来言我才有去语，才能形成争吵。何以两派一起在吵，只有王安石有了“拗相公”的名声，另一边就毫无责任？
一直是王安石在独自骂街？在这里，熟读宋史的各位达人少安毋躁，查年限可以知道，在王安石得到“拗相公”封号时，司马光的“司马牛”绰号还没到手，苏轼还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士大夫最高领袖的执政风采，没脱口而出骂了这句三字经。
好了，我想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历史上的几大问号。即一，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怎样。答案是比一般好，但绝没到言听计从的程度；
二，王安石的“拗相公”之名到底怎样形成的，是不是一个贬义词。我的答案是，不，这不是个贬义词。只要读史者有足够的独立精神，足够的逻辑辨析，就能够分析出这是一个独斗官场，坚持新法的改革者所必需的基础精神。
三，王安石是不是过分跋扈，连皇帝也得听他的话。弄得君臣名分不清，终于最终反目。答案也很清楚，自古改革变法，皇帝从来都只是个助手，一个配角。要想成功，主角必须得是改革者！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话，王安石的所谓跋扈，是最基本的权力。
第十九章 人只为己，天诛地灭
弄清楚了这些问号，王安石的辞职原因，宋神宗为什么会答应，才有头绪。王安石是很伤心的，也是太累了。
仅仅5年时间，改革法令涉及帝国的财、政、军各方各面，每走一步都要与所有人为敌，甚至要和小皇帝也唇枪舌剑，这种累法不是每天跑一个马拉松那样简单的。尤其是心灵的压抑，王安石已不再是6年前那个“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意气风发之人。
他一连上了四封辞职奏章。宋神宗挽留了很久，显得非常有诚意，可最后还是同意了。
为什么还是同意了呢，他不想再改革了吗？不是的，宋神宗一生对强国富民念念不忘，为之竭尽全力，为之英年早逝，在理想上一直未曾动摇。他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信念，而是见识、能力上的不足。
失败的种子，就埋在了这时同意王安石辞职时。
在他来想，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有百利而无一害。第一，他顺从了奶奶和妈妈的要求。妈妈说得多么通情达理啊。
“王安石诚然有才，可树敌太多，让他暂时外放，你实在喜欢他，过段时间再调回京，不也一样吗？对王安石本身，也是一种爱护。”
宋神宗认同。现在局面太紧张了，缓和一下是有必要的。同时让王安石回南方调养一下，几个月之后再回来，精神焕然一新，正好投入工作。如果说首相任免，不能太频繁的话，根本不用在意。宋朝官场的特色之一，就是首相来回换。
第二，关于新法，一方面全国推行，一方面由王安石指定接班人接手。比如首相是韩绛，副相是吕惠卿。这两人是新法的核心人物，一个是“传法沙门”，一个是“护法善神”，暂时接替王安石的工作，不是很稳妥吗？
的确很稳妥，王安石也很放心。在他想来，改革已经走上了正常轨道，不管他本人是回来，还是不回来，新法都已经形成规模，只要宋神宗本人坚定，这个趋势必将越来越好，越来越大。
那么就走吧。
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底，王安石一家轻车简行，悄悄离开了京城开封，没有惊动一个官员和百姓。
飘然而去，不慕浮名，走得非常潇洒。只是他和宋神宗两人都不知道，宋朝就此失去了最后一次振作的机会。来日大难，不仅是宋人就此沉沦，就连华夏民族，也从此一蹶不振。
因为他们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一个弱点。
人性的弱点。从概率上讲，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没法真正洞察身边人的心灵。比如赫鲁晓夫与斯大林。
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视其为父，当他死后，赫鲁晓夫立即变身。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苏联如此，宋朝也一样。
王安石走后，首相韩绛是一位非常沉稳，很有包容力的人。由他总揽大局，不是要他以出色的领导能力继续改革大业，而是要他来稳定改革派内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他之下，才是精明强干，能力超群的吕惠卿。
注意吕惠卿。王安石没走之前，反对派就把他定性为奸邪，甚至于他的位置凌驾在王安石之上，按宋史里的说法，是他蛊惑王安石，以超级巧妙的手段支配王安石，进行的熙宁变法。
也就是说，王安石只是个傀儡。
总而言之，他是这样的让人不放心。可是，第一个跳出来窝里斗的变法派人物却不是他，而是曾布。曾布，字子宣，南丰人。他大有来头，其职场寿命、官职都非同小可，甚至对北宋的灭亡都负有直接责任。就算在这时，也是变法派里的骨干力量。
这样的人物，我却一直没提。在最初时介绍熙宁年间与王安石有关的那几位大人物里，也没有他的份，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让人讨厌了，他不配称为王安石的战友。这并不是说，作为王安石的战友有多荣耀，而是说，他的人品有问题，贯穿一生都有重大缺陷。他位列于宋史的奸臣传里，还真是不冤枉他。
好了，说下他的来历。曾布13岁时变成了孤儿，家里很穷，可是在读书受教育上，他有着得天独厚，和苏轼兄弟差不多的好运。他的哥哥就是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
有这样的哥哥来当老师，曾布的学问不必怀疑。他进入新法集团后，脑筋超级清醒，第一时间提出了变法的核心问题所在。
他对神宗说，当此变法大计时，皇帝一定要让臣民知道“主不可抗、法不可侮。”要确立威信，不然大臣们不服命令，比如富弼在自己的辖区内不推行青苗法；小臣们随意议论，反正言者无罪。这样的氛围下，根本没法改革。
这样的意见让神宗很惊喜，王安石很喜欢。他平步青云，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他是三司使。已经是国家第三把手，堂堂的计相了。这么高的位置，突然间变法领袖离职了，大家想想看，曾布的心情是怎样的？
他怕了。
之所以能爬到现在的位置，都是因为变法。现在王安石倒台了，权力层必将重组，那么他曾布要给王安石作陪葬品吗？不，这绝不行。曾布想了又想，决定重新站队，他要让皇帝知道，他和从前也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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