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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打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
大家看清楚了吗？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没动官员们、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
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后，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个国有的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
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是熙宁二年，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18年之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不知道他脑子的构造是不是比较异常。
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重点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复。在他看来，王安石一党无事生非残害百姓，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
空洞无物，态度恶劣，他被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职务不大，可必须得认真应付，因为他是苏轼。苏轼这时的文采已经耸动天下，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这绝对不能小看，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就像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天子门生一样，文坛地位高了，足以让他在宋朝笑傲人生。
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脱节了，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有史以来人类最巅峰的繁华呢？
为什么？
那就是宋朝最为人所称道、羡慕的，整个世界截止在蒸汽机发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由宋朝的非官方发起，在中国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里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
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是它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为什么不发生关系，就要看是谁在经商，怎样经商。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然没有明说是官办公司，但既然采买，必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润的。
请大家鼓掌，他答对了。可以说苏轼是以一种空前愚蠢的脑子，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张。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正好证明了新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搞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好生生地扼杀。
对，这种说法也对。只是自由竞争、垄断主义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现代商业税。在宋朝时，不管商业怎样发达，都是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在主体上它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它的产出相符合吗？
更何况里面还有猫腻，大商人上多少税，怎样上税，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参考下后来为什么在名义上与商业半点都不粘边的大臣、深宫后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们，也都为大商人说话，内幕就太简单了吧。
不收钱谁干活儿。
说到底一句话，王安石们是发现国家的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大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同伙们，是发现了国家的问题，享受、利用这些问题！
苏轼之后，又有苏辙、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地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
不知道所谓的秩序是宋朝哪条法律上所规定的，也不知道正确的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的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里，还只是些小打小闹，新法实行之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还都没登场。也许他们在观望，也许他们在思考，设身处地在当时，处于均输法刚上台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这些人的态度。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人物，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地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益，慢慢地来。变法派内部也是这样做的，新法的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
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要解释它的内容，史书上课本上一个概念接一个概念，一个数字接一个数字，实在烦得很。悄悄地说，我从学校出来后，也有点记不清。
不过要理解，也很容易。说它，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隋唐两代的“常平仓法”。这个法令可以说是一项百分之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有半点的害处。
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的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然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变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一条真理——世上没有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然有一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的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员们给败坏了。
这帮人里比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囤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
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怎么会剩下。于是开春之后，只能去借贷。向谁借，怎么贷呢？
向富户借，借高利贷。
高利贷是个可怕的名词，从古至今从来没消失过。就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并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嘛。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伦为佃户，变成了奴隶。而那些富户财主们，通常都很有关系，不是子孙中有人考中了科举，就是挂名到了一家庙宇上。
有功名的，出家的，当官的，都可以不交租，不纳粮，不服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读书人那么多，出家人那么帅，当官的那么牛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这个法令也和钱挂钩，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你们这帮贪官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
具体做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分夏、秋两个季节，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钱贷款给青黄不接的农民。
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以后，加两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