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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点讨论过之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故名思议，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或者“发改委”。
这个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这和大圣大贤什么的都不靠边，如果非要说他的文章多好，对不起，真的好，可也远远没到欧阳修的影响程度。世间就是这样，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别总想着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一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
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荐。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记载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了面，两个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了变法集团。
也就是说，王安石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他有一篇上报给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做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对待，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历代大事件的参与者之谜。那些貌似与众不同的人，在历史里留下了印迹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高雅脱俗的品行，才脱颖而出的吗？
公开的结论是对，真实的答案是错。
以吕惠卿为例，他到王安石身边时，他本人、欧阳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后来会有如此波澜壮阔、无所不至的变法，那么何来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当王安石不久前从江宁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经回临川老家一次，在那儿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其中领导们近乎偶然性质的赏识，更是一大因素。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了，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才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到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已经去世了，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在史馆上班，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和王安石截然不同。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对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故去了，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的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10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法，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副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燥，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尤其心性极其坚忍，平静到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让小苏的官场成就远远高于老苏、大苏。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说来是吕惠卿的同乡。这是个让人提起来，就掩卷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前面我提过，从神宗时起王安石、司马光直到北宋亡国，还有一位决定国家命运的人。
是章惇吗？差一点点，如果他真的像宋史里说的那样坏的话，他就一定是！
章惇，生于公元1035年，比苏轼大一岁。在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的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10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有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初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俊爽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踏虚临空，逍遥自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在石面上写下了一行大字
——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何以见得？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更何况以苏轼的理论，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比如说现在敢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的话，是不是像苏轼这样珍爱自己的人，也会同样珍爱别人呢？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像我小时候总能听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说这种话的人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一个人要是太爱自己了，绝不会再去爱别人，那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