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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七十二沽，以特区四沽最繁荣。而特区四沽，以葛沽为首。葛沽大多数八成土地皆是农场，城市仅有10多平方公里，但是这十多平方公里土地，至少居住着2000名军官和1000多名特区官员，数百名财产几十万以上的巨富。所以，葛沽城镇中，普通的一栋住宅，房价已是15两银子一平米，小小的商铺每平米更价值50两银子。
与葛沽的房价比较，南京秦淮河的高房价也只能黯然失sè。秦淮河的房价贵，是因为其为南方交际中心，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利用秦淮河作为自己的社交平台。当然，南京政治风气和文人风气鼎盛，交际者若非是为了官位，要么就是为文坛声誉。在秦淮河上，商人仅是权贵们的赞助商和附庸，当不起秦淮河的主角。
而葛沽这个新兴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要么是年轻的皇家新军的军官集团，要么就是务实主义的天津文官集团。当然，天津的商人集团，也是这里的主角，因为重视事业发展和出口外贸，一直是天津的最重要政策。各种的军事、政治行动，其实也都是为了商业发展保驾护航而已。
当然，葛沽真正的权利中心，还是国师府！决定一切重大事项，皆是国师府的主人拍板！
国师大人提倡的，崇祯陛下肯定提倡！国师大人反对的，皇帝陛下也会反对！任何离间陛下和国师大人的奏折，皆会被陛下锁在柜子中，让几百年后的史学家去研究，而不是现在就拿出来研究。
皇帝对于国师爷的信任，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没有人知道，多疑的崇祯爷，为什么会无条件相信一个人！
但是，众人知道国师大人圣眷正隆，所有的军政主张，皆会获得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这就够了！
皇帝本人的提议可能会遭到反对，但是皇帝信任的权臣则很少有人敢反对！虽然，权臣的很多权柄，来自于皇帝信任，但是偏偏官场的习气是怕权臣不怕皇帝！
第二三六章《天工开物》和宋应星
国师府，天津特区的权利中心。天津特区游离余大明官场体制之外，但是却拥有超然力量。
人们知道，肖图白大人经常在国师府中接见军人、商人、学生、媒体记者、医生、工人等等各方面的人士。听取各方面人士的呼声，肖图白会经过慎重的思考，从而制定出一条条新的政策，而这些政策被制定，将会影响到整个天津特区。而天津特区的影响力，已经居于北直隶之冠。天津被影响，北直隶就会被影响。甚至，这股影响力会被传导向北方各地，甚至朝鲜、rì本、南洋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为政者，尤其是强权的执政者，个人喜欢影响着其所治理下社会的发展方向。强权、dúcái，优势在于英明的dúcái者，可以将社会的效率提升到极点，在正确的发展路线上，会爆发出难以想象的伟力！但是，强权和dúcáizhèngfǔ，犯起错误来，危险xìng也是成倍的增长。
肖图白特区zhèngfǔ，就的一个典型的dúcái强权zhèngfǔ！很多事项，仅需肖图白拍板决定，即可动员整个特区。甚至，连对外出兵这种大事，也能够先斩后奏，事后向朝廷汇报。
当然，天津特区每一次对外出兵，借口皆是“奉了皇上密旨”，而崇祯皇帝也最快速度宣布“朕对这件事负责”。文人内阁，已经对于皇帝不断饶过内阁，向特区“下密旨”深恶痛绝。但是，皇帝强硬的表示，自己有下密旨的权限，而特区愿意奉这份没有内阁批准的不正规圣旨，大臣们也只能不断用嘴炮表示自己的愤怒。。。
当然。鉴于大明王朝，有几个皇帝天顺、正德、天启三个皇帝，都是年纪轻轻、身体健康，就因为落水啊之类的小问题，不明不白的死掉了。而死后，都是没有留下子嗣！一次两次，是意外，连续三次的意外，不免令人觉得不寒而栗。
史书上没有证据说文臣弄死了皇帝，但是那几个死掉的皇帝。都做了一些伤害地主官绅利益的改革，文官们有谋杀皇帝的利益动机，也有策划这种yīn谋的能力。
所以，崇祯对于文臣的能量，也是非常忌惮。
肖图白同样忌惮那群道貌岸然的文臣。所以远离他们，只在自己的能控制的地盘出入。虽然，这样一来，肖图白自己将自己困在天津这么一个小小地盘上，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值得的。
此时，肖图白正在捧着一本书，名叫做《天工开物》。这部书是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根据考察大明诸多的手工作坊和农田中是采用的先进生产技术，所创作的一部17世纪百科全说式的科普书籍。
《天工开物》中收录了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sè、制盐、采煤、榨油等领域的先进生产技术。可以说。按照《天工开物》里面的项目，已经达到手工业时代的巅峰。如果将这些项目集中上马，甚至已经达到工业革命前夜的标准。
《天工开物》虽在大明崇祯十年年出版，但是并未受到重视。历史上这部技术百科全书，在清初被英国商人购入欧洲。对促进英国生产力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甚至，工业革命爆发后，这部书依然具备重大的参考价值。
后世。《天工开物》的原本，在中国已经绝版了。中国人重新获得《天工开物》内容，还是靠在大英帝国的博物馆中，以照相机将书本内容拍摄下来，才重新引进国内。
《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在后世被誉为明末大科学家，备受推崇。但是，宋应星在世的时候，仅是大明微不足道的底层小官员，几十年的心血都放在了其热爱的科研研究上，从而在官场上是非常失败的。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上更是哀叹：“伤哉贫也！yù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yù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意思是，我非常穷啊，想要做实验验证一些科学道理，却没有钱去实现。所以，希望能出版这本书，赚一点钱去做科学研究。也希望一些同是科学爱好者，读了这本书后，验证书里面的一些技术能不能实现。
不过，《天工开物》是一本扑街书，宋应星在朋友涂绍煃的资助下获得出版。但是，发行量仅仅数千本，并不可能依靠图书出版的稿费，提供其科研的资金。
而宋应星在整个明末，虽然官职卑微，但是一直没有放弃科学，并且主张“天工人其代之”和“开物成务”。
“天工人其代之”，主张发明先进的机器，增加劳动生产效率，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开物成务”的主张，则是希望一些大明的科学研究者，不要仅仅满足于个人的好奇心，而是要研究和与生产结合起来，让科技研究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事实上，宋应星的主张，与肖图白是不谋而合的。肖图白的优势，仅仅是在于穿越，眼光比宋应星更长远。但是，在实际主持17世纪的科研、生产项目上，肖图白未必能有宋应星内行。
而在肖图白眼里，一个宋应星比之大明南京朝廷的内阁诸公，加起来还有用的多。
其实，明末的满朝诸公，多是嘴炮一堆，写的文章锦绣。但是一个个主张的策略，既不能改变大明王朝灭亡的宿命，又不能让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中成为强国。国家由这群文科废柴治理，还不如换宋应星这种理科大牛人掌权。
后世的中国，挨了无数次打，才领悟到军阀不能强国、文人也不能强国，工程师治国能让国家实现富强。
于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领导人，都有一定理工科的背景。
理工科的领导人治国，治理结果是很明显的，皆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解决问题。
理工科治国：国家的信仰是GDP。百姓的信仰是人民币！
这种信仰，没有不好！比之任何主义，更加符合唯物主义！金钱、生产力，既是唯物主义！
只要GDP发展的好，zhèngfǔ财政就不会太差。zhèngfǔ财政不差，对于处理灾荒，流民等等问题，就可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而不会将之变成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因为，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想法，仅仅是为了生存，仅仅是为了吃饭。连吃饭问题也不能解决，谁给一口饭、一条生路，他们自然会跟从谁。哪怕让他们造反，也在所不惜。
比如，宋朝别看历史上叫嚷穷、亏空，但是宋朝总财政收入是其他朝代的几倍，并且大手大脚用钱解决社会问题，才会一天到晚叫嚷穷。宋朝的穷，是每年收入上1。6亿贯钱，结果花出去1。7亿贯，形成了赤字。和明朝每年3000万两财政收入。觉得苦逼非常，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