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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为己心，且又能左右朝政的人，并非代代都有，甚至可以说是十中无一！凡人皆有私心，处帝王将相位置上而还能凭公处事者，青史之上屈指可数！权柄这一神器，若能时时放在圣贤手中，那自然是万民之福，但世人皆有私欲，公而不党，隔世而斩，易而无私，不能久传。国家终究会有遇到昏君庸臣的时候，那时若无礼、律、法来加以约束导引，则国家必乱。因此圣人既崇尚贤君，但更强调大礼制，而杨国老之论在当代或者不会有什么大祸患，但垂至后世若形成强权，则容易被官僚之大者利用，成以权代法之祸。”
郭汾听得心中一凛，心想这一番议论比起在天策府内听到的又更明晰了一层，因道：“原来魏先生赞成的，是郑长史的主张。”
那魏姓士子一听笑道：“那又不然！郑长史的主张，护人人之私以成其无私，这也是一片大公之心，不过若按照这个主张，不但在当下会有祸害，就礼法制度建创而论，垂至百年，也未必就颠扑不破。”
郭汾道：“这是什么道理？”
那魏姓士子道：“法无常可！世异则事亦异！事异则律法之用变！即便是在一开始本着至善之心所修订的至善之法，垂诸后世，一样会出现弄法之徒。”
“弄法之徒？”郭汾插口问道。
那魏姓士子道：“就是玩弄法度以谋私利的人，这群人不是靠强权，而是靠智力。百姓智浅势弱，面对律法只能遵从，而人群中却必有一群智谋之士，一开始是遵礼守法，继而能在这律礼之下如鱼得水，得财、得势、得舆论，而百姓不敢言其非，继而操纵律法、政务、礼制，最后甚至能反客为主，让律法、礼制乃至政略都听从其安排！其律法越严密，越完善，就越能织成一张天罗地网，让百姓无所遁逃，为法所困却无能为力。到了这个时候，若更无一种能本百姓之心的民本力量来制衡它、打破它，那便是比官僚之祸更加可怕的德贼法患了。为强权所压迫者，百姓被逼到极处尚能有奋起反抗之心，为密法所困者，却就只能在法网之中兜兜转转了。”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道：“其实这些道理，战国诸子已曾论及，且辨析得甚为精微，不过我也是西行入凉之后，将所见所闻印证诸子至论，到最近才悟得透彻。现在高昌的那些粮商的作为，已有这个肇端了。据我所知，他们的行止其实并未触犯当前天策大唐的律令。”
郭汾听到这里有些怔了，那天在天策府中她其实也觉得杨定国的气势更足一些，然而杨定国终究学养不足，只是凭着一股气势与郑渭抗衡，而不能如这个魏姓士子一般剖析其渊源利害，更没法找到理论支撑点来，而这时再被那魏姓士子一说，郭汾方有豁然开朗之感。
就在这时，隔壁一直没加入谈论的范质在接连听郭汾说了几句话之后，忽然暗惊起来：“啊！我记起她是谁了！”
（未完待续）
第一二二章 论宪堂
第一二二章论宪堂“夫人呢？”郑渭因想到一事，要来寻郭汾，却发现她竟然不在府中。
一打听，却也不知道郭汾的去向，福安公主在帘内道：“姐姐或许是上香去了吧。”
“上香？”郑渭心道：“这个时候求神拜佛？”一想觉得不像郭汾的作风，薛珊雅在另外一边的门内道：“不是，姐姐是微服出行去了。”
天策上将府掌控着东西上万里的疆土，但后府（张迈的生活区）其实却不大，也就**间房子，后面加一个花园而已，郭汾居中，福安在左，薛珊雅在右，中间一个天井，若是将门打开，彼此都能相互呼唤。郑渭这时就站在天井中求见郭汾，所以福安、薛珊雅都听到了。
当郑渭在找郭汾，而整个凉州都在为中部的粮价而议论纷纷时，郭汾却正坐在城东、城南两个地区的交界处的一个观音堂中，与一个来自中原、又已在河西浸淫有日的士子隔壁谈话。那个士子，却是范质的好朋友魏仁浦。
只不过这一刻郭汾与魏仁浦互相却都还不清楚彼此的身份来历。可有时候也正因如此双方才能敞开了说话。
————————————————范质隔着画壁，听了郭汾说几句话，终于认出她的声音来，心道：“原来是她！不想在这里遇着她！”
本来他的见识学养都不在魏仁浦之下，正也有意加入论说，但既听出是郭汾，心中一凛，要说话时便已有顾忌，正想着要给魏仁浦提个醒，但见魏仁浦滔滔不绝，妙语如珠，心头一动，便假装不知。
郭汾听得魏仁浦的分析，觉得句句入理，竟也就不会去注意到这时画壁的另一头范质为什么没什么声音，她心中所想只是如何在夫君远征之际帮忙守住这个江山，既觉得魏仁浦有此才华，便一心都想着如何解决当前的困局，因道：“那些奸商既未触犯当前律令，然而弄法困民误国，其心可诛！这些奸商但知逐利，而不晓得一个义字，国难当前还在囤积居奇，当真可恼之极！”
张迈心中对“女子干政”没有很深的抵触，也没有要严防“牝鸡司晨”的观念，郭汾是他老婆，这个老婆处处为自己考虑，而且能力也不见得比身边的一些男性手下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这个老婆帮忙？所以他并没有故意给郭汾参政设限。而且从安西唐军东征时期开始郭汾就已经在军政两方面都有一定建树，在天策唐军中影响力极大，张迈东征以后，尤其是诞下两个孩子之后，郭汾更是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后方的领导层核心人物。
魏仁浦可没想到隔壁就是对当前安陇政局有着重大影响的第一夫人，还只道是一个“愤妇”，笑了笑说道：“对于逐利的商家，却也得分两方面看。周书云：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虞不出则财匮少，商不出则三宝绝。农工虞商，国之四柱也。而要诱商出力，则必须有利之所在也。商家逐利而囤积居奇，丰年收，歉年卖，本是他们谋生的必然手段，无可厚非，只要将价格控制在国家与百姓还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那就还是正当的，是为‘善利之商’，官府是必须保护这一类商人的，否则国家运转就会出现血液不畅的问题。然而商人若是为逐短利而将价格不断抬高，高到完全脱离实际，以至于百姓必须破家舒困，高到朝廷必须破国兜底，那就是一种‘恶利之商’了，对这种商人必须加以打击。只是这两种商人界限模糊，有时候也很难分清楚善恶，所以行事必须慎之又慎。”
郭汾道：“只是这些人并未触及国家律令，国家若为了维护法度，却势必要姑息他们，若要打击他们，又怕乱了法度——这却是投鼠忌器了。”
魏仁浦道：“这个，就要涉及到律法之根本了。”
“律法之根本？”
魏仁浦道：“就是立法之权与修法之权。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当前乱麻的症结所在。”
郭汾听得默然，因想起天策政权下的立法与修法的情况来。
天策政权的建立为时甚短，而且中间战争不断，没有时间从容地来进行律法建设工作，许多事情都是仓促上马，法律的订立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严谨的程序。大致而言，天策大唐的律法有四个源头。
第一个自然就是唐律。这是天策大唐律法的基石，当初安史之乱以后，郭杨鲁为以及安、慕容等世家在与中原隔绝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有许多重要典籍——最根本的两方面，一个是兵法，另一个就是唐律了。
当然，由于僻处边疆，所以安西唐军的唐律也就不可能保留得像中原那么完整，而且百年迁徙，这中间遇到的变故太多，就算对已有的唐律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贯彻，故而便从实际需要中补入了许多适合西域土壤的习惯法来。
在进入疏勒之后，安西唐军开始从苟延残喘转入有向内拓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考虑到境内各族混杂、诸教并立，极为了巩固政权又为了团结诸族，便援请诸族诸教的有识之士一起修订法律，所以如今天策大唐的律法里面便有了第三个源头——来自各族各教的一些原素。
各教相同者存之，各教有歧异者则谋求一个折中的方案，若是冲突无法解决时，比如面对一神教那种对异教徒的歧视与打击，或者野蛮部族的野蛮习俗等，则由张迈居于其上，劝说甚至强制改俗！当前天策政权下的天方教比起境西的天方教已有不同，而境内的许多蛮族也逐渐文明化，这便是律法的第四个源头——以张迈为首的天策中枢的意见了。
范质和魏仁浦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