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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帮国家稳住军心再说。”
郑济一听，面有难色，叹道：“爹，你真要毁家纾国不成？”
粮食在特殊时期也可以作为硬通货，尤其是小麦，西域很多地方进行交易，不是算银子（这时候白银还没成为通用结算手段呢），不是算钱，而是算值多少袋小麦。如今郑家家库空涩，最后一笔流动资产就是这批存粮了，这也是郑家最后的本钱，若是将这个家底也扔进去，郑家只怕就连维持工坊的工人配给都成问题了。做生意最怕的就是资金断链，若是营运不善，偌大的家业都可能会因此而坍塌掉。
郑万达的眼神黯淡了下来，似乎是想到了往事，说道：“老二，不要忘记，我们郑家起家于货殖府，起家的钱，本来就是军资，真的就是将家产全部投进去，那也只是一种‘还’！”
郑济道：“可就算我们真这样做，那也不过维持一个月，且无法扭转整个大局。而且南下就食的士兵、民兵、工事兵或者俘虏、奴隶、家眷也都是人，是人就要打自己的小算盘，我们将粮食发下去，难保他们转身就去卖给粮贩子，那就更是自损益人了。只要利之所在，禁令也成废纸，再多的粮食也填补上这个无底洞。我只怕我们破了家，却仍然没法改变整个大势。”
郑万达沉吟道：“那先这样吧，你让老三写个欠条，就将我们的这笔存粮卖给军方，入了军仓，然后再让老三跟军方商量，下个命令，秋收之前，所有就食者都到军营聚餐，若还有人敢偷粮食往外卖，自有军法论处，如此则不管外面局势如何，先将军中的士气稳住再说。”又对郑渭道：“老三，家里做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再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
————————————郑渭当晚竟没在家里睡觉，拿了从郑济处得来的数字便回去了，郑济在他离开前半开玩笑地道：“三弟，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家究竟是在这里，还是在那边。”郑渭便知哥哥是有些怪自己为了官家将自己家盘剥得太重，不过郑济也只是发个牢骚，第二天仍然火急派人前往高昌交接事务。
郑济派去的人出发后，又给郑渭写了个条子，让家人送来，郑渭打开了，见上面道：“以存粮食（读饲）就食者乃是治标，不能治本。”
郑渭便知道郑济的意思，是最好利用存货作为平准杠杠，调节物价。不过要以经济力量稳住物价，政府本身的存货就得足够，郑家所贡献出来的这批存粮却还是不够的。
然而郑家的这次出手，总算是给天策唐军解了燃眉之急，杨定国知道后对郑万达大为赞叹，连道：“我只道他是个铁公鸡，没想到这次竟然肯自己拔下几根毛来！”安西武人与货殖府恩怨纠缠百年，杨定国虽然是夸奖，那语气却还是带着几分嘲弄。
至于对那些趁乱发国难财的大小商贩，杨定国可就更不客气了，在听了郑渭的分析之后，这个天策国老当场就火了，当着郭汾等人的面道：“其实对这些人何必这么客气！我却有个办法！”
郭汾忙问道：“叔叔有什么好主意？”
（未完待续）
第一一五章 国贼与民贼
杨定国说道：“如今咱们天策军正面临难关，这些奸商却趁火打劫，祸害国家，是为国贼！中部诸州百姓，在去年北庭之战正剧的时候，我们出国库债券跟他们买粮食买羊买木料，他们能够信任我们，去年冬天郭威西征，带走了大批的蓄积，跟着今春元帅西行，更是将北庭几乎都搬空了，杨都督不得不再次向高昌要物资，结果洛甫拿着仓司批出去的条子，高昌、龟兹、焉耆、伊州的许多农户、牧民就将小麦、羊都献出来，而如今咱们还没钱给他们将这些国库债券兑换了，他们被我们收了这么多的粮食，家里肯定吃紧，偏偏这些奸商又抬高了粮价，这不是害人么？是为民贼！这些人虽然也号称是咱们大唐治下百姓，可是咱们对内也得分个好歹。大部分的百姓虽然都是好，但对这批既是国贼又是民贼的家伙，又何必跟他们客气！”
要是张迈在这里，听到这样一番将治下民众分为民、贼的理论一定大大惊讶，这不就是将国民分为“广大人民群众”与“一小撮敌对分子”的翻版么？考虑到杨定国所处的时代，或者不该叫翻版而该叫雏形才对。
其实这种二分法并非近代革命者的创造，在古代社会已经有了很深的思想渊源，杨定国的这番话说将出来，旁听的张毅、张中谋父子，乃至郭汾、薛复，心里却都不怎么反感，也不怎么错愕，未必说他们就赞同杨定国的主张，只不过对杨定国这番话后面的逻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本来就有这种观念。
唯有郑渭反应比较大，已经皱起了眉头。
杨定国又道：“元帅经常跟我们说，我们做事也好，用兵也好，都要分清敌我，对于朋友、兄弟、亲人，对于百姓，都要有十二万分的耐心，可是对于敌人，那就不用客气了，什么手段都能用！高昌、龟兹的这些贼子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既然国家缺粮，咱们不妨就派人去将他们暗中控制起来，再派人去提醒提醒他们，若是他们还识相肯合作，那是最好，若是不识相，哼哼！便找个心思活的大员，看看律法之中有哪一条能治他们的罪，将这些贼子给铲了！人治了罪，他们的存粮便充公！这次缺粮的问题便解决了。我敢保证，像这样的人手底下绝对不可能干净！”
张毅听得有些错愕，因杨定国平日处事光明正大，而且品德甚好，无论在疏勒、在高昌还是在凉州那都是有口皆碑，人人都觉得这位“国老”正统得有些古板，张毅是做梦也没想到他也有这样狠辣的一面！
郑渭却听得背脊发冷，额角冷汗直飚了出来，要说话甚至喉咙都有些颤抖。这件事情本来牵扯不到他身上，真办起来短期来说甚至对他郑家也是有利的，然而杨定国做这件事情所依赖的思想郑渭觉得实在太可怕了。
“国贼？民贼？”郑渭在杨定国还没说完的时候就想：“高昌的那些商人虽然十分可恶，但都是在现行律法之下行事，可以说他们钻了律法的空子，不是什么好人，却不能说违法。”
他是商人出身，不像武人出身的杨定国那样心中有着极其明显的爱憎与极其强烈的道德感。在郑渭看来，钻律法的空子以谋求利润本来就是商人的天性，甚至就是商人在恶劣环境下赖以生存、在顺境中赖以发展的最大动力，反而是“毁家纾国”的行为其实才是违反了商人的本性，如果将这种本性视为罪恶，那他郑家也休想干净。
至于杨定国所说的要寻这些奸商一些罪行，一个国家的政权若想要抓一个人的把柄，就算是圣人和佛陀只怕都能被揪出一堆毛病来，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郑渭的眼光非庸俗可比，看得比寻常人要远得多，马上就想到，若是按照杨定国的这种思路，今天既然“设法”来整治这些奸商，明天就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整治其他人，甚至若有朝一日杨家、郑家失势，别人也就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整治他们自己，这可是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底线！一旦越过去了，后面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了。
郭汾由于立场的缘故，一时没像郑渭般想那么远，但也隐隐觉得不是很妥当，说道：“这个法子，做起来应该不难。只是……会否有损我们立国之信誉？”
杨定国道：“事情有经权之分！虽然现在北庭之战已经结束，但中部的情况却比战争还危险。在这种时候必须当机立断，从权行事！而且我敢断言，若是将这些奸商铲除，不但不会有损我们立国之信誉，而且全境之内，无论军民都会欢呼称颂。”
张毅也点头道：“国老此策也有道理。天下之纲常大义，莫过于君臣，然而孟子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臣不可弑君，此为千古大禁，但**之独夫则当除之而后快。君犹如此，何况商贾？这便是从经还是从权的分别了。高昌、龟兹的那些奸商不顾国困民贫，还在那里拼命抬高粮价，弄得国家困顿，军士生忿，民怨载道，若我们趁势将这些害群之马除掉，不仅军心可慰，百姓也必然拍手叫好。”
郭汾听得有些犹豫，问郑渭和薛复道：“郑长史、薛都督认为怎么样？士兵与百姓会否反对？”
薛复想了想，很谨慎地道：“士兵们对这种祸国殃民的奸商最是反感痛恨，如果我们事前能够加以说明，全军兵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