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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
“凡发兵征战，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如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如上皆是大西军经营滇省曾采取过的措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也说明孙可望还是很有些才能的。朱永兴不管是谁施行过的。只要有效便下谕令实施。
至于其他的一些新政策，朱永兴也尽量改头换面，使其契合时代，契合民众的传统心理，尽量使民众少些惊异和猜疑。
在历史上，很多政策不是不好。而是在执行中出现问题。毕竟，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出台政策，以维护并保持社会稳定是关系到切身利害的，没有谁会故意引起社会的动乱。但与民有利。或许便会与官僚和豪强的利益种突，好的政策便会被阴奉阳违，便会被曲意修改，从而成为害民之政。
说到底，还是吏治的问题。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了人治和法治。事实上，人治和法治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都希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即使是人治事实上导致了社会动荡不安，这也并不意味着，人治论者希望将国家搞乱，或者是一定想将其老百姓置于死地。
所以，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既然是并列，那就不可能是优劣利弊如此简单明了，昭然若揭。只有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点才值得追求。
而且，既然是一种治国的手段，那么人治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个人的权力；即使是为了青史留名，为了自己的国家强大和具有影响力，一个领导人也不会在如此明显的选择之间选择一个对实现其政治抱负如此不利的治国方略。
追根究底，人治与法制论证根源还是要从人的“性善”、“性恶”说谈起。就理论角度来说，法制更符合运动论，能够约束由于人思想的变化而做出的行为，因此，一个强大的国家依赖法制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即便朱永兴是穿越者，也不敢自大到认为他剽窃的政策措施便一定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社会结构不同，生产力不同，人们的思想水平不同，道德观念不同……这些在政策制定和推出时，都是要必须加以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说，政策的先进与否，是与时代特点密切相关的，拿来就用，那不是睿智，而是愚蠢。
所以，朱永兴在形势稍微稳定之后，便一直表现得很谦虚、谨慎，尽量与智囊或属下商议后再作定夺。这样做，一方面是强调集体智慧，另一方面是使他的思路和别人的时代特点相结合。同时，这也是在逐渐摆脱人治的弊病。
“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的“人治”主义，过于重视人的特殊化、思想道德高度与自觉性，这种“贤人”政治的条件和基础显然过于理想化了。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对于后世的朱永兴来说，似乎不是什么纠结的问题，毕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他见过了太多丑恶的东西。与其相信人的道德修养，倒不如用法律条文加以约束。
“立国之初，宜用宽典，既彰殿下仁厚，又不致人人自危……”
“不然，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况地方新复，非严无以统众，惟在制宜而已……”
引经据典的文字朱永兴粗粗略过，沉吟了半晌，提笔在文件上写道：“法者，非为人亡政息，亦非为短期之措，之初、之后，皆当遵照执行，是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至于宽严之度，法未颁布前可认真研讨，颁布后则绝无宽贷，犯者虽亲信无赦，是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立法不同于推行政策，政策可依据情况不同加以废弃和修改，法律条文则是严肃的，长期的，绝不能朝令夕改。至于以后，金口玉言、出口成宪地高高在上时，朱永兴也不准备随意践踏。这不是什么高尚，而是他考虑得深远，既是为国家，也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未完待续……）
第一百九十七章 先挫锐气
血腥味和火药味还在空气中飘荡，但清军已经退了下去，在壕沟、胸墙的工事前留下了遍地的尸体。
敌我双方瞩目的大战终于在龙岩东北的漳平拉开了帷幕。一方面是经过不断加强的明军，另一方面则是号称骑射无敌的满蒙八旗，以及一万多耿部藩兵。
尽管明军在数量上占有二比一的优势，但清军却并不畏敌，信心满满攻击而来。曾几何时，满蒙八旗都是不可战胜的象征，创造了数不清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两、三千铁骑便足以改变战场上的形势，将人多势众的明军击败。
现在，清军依然有着这样的自信。奉命抽调的耿藩部队也属精锐，还携带着近百门大小火炮，更让清军对胜利没有怀疑。
靖南将军都统穆里玛、定南将军副都统图海，皆是勋贵子弟，原在禁旅八旗中任职。今番出征，亦是踌躇满志，渴望着建功立业，不负祖上荣光。在他们的脑子里，还满是八旗铁骑纵横无敌的光辉事迹，由辽东一隅之地席卷天下，多么令人热血沸腾。
对这两个满洲将领来说，即便是晋王李定国阵斩亲王尼堪，也不足以说明什么。尼堪是轻敌中伏所致，而且他所带的八旗劲旅人数也不是很多，并不如此次雄壮。
路上走得不快，从山东衮州到南京，再到浙江，都有地方支应粮草，但一路上需要不断抽调驻防的八旗兵将，也在搜集着大小火炮和弹药，终于在福建汇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五千满蒙八旗，一万耿藩藩兵，再加上炮兵、辎重等兵丁，也是浩浩荡荡的近两万人马。
经过这一番抽兵南下。南京、杭州等地的驻防八旗数量大减，已经不具备出击作战的能力。如果不是郑家和明军水师联合进攻的势头很猛，耿藩镇守福州必须要留下足够兵力，此次清军南下进攻的兵力会更强大。
一战定胜负。一战扭转形势。从清廷到领军的清将，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而来的。如果失败。各地驻防的八旗兵力单薄，绿营兵又不堪战，便再难以抵挡明军的趁胜而进。
气势汹汹，却也是倾力一搏。江南之地。驻防的八旗兵将本就不多，且又分散，主要还是起到监督和威慑的作用。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军事上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朝也不例外。而且，清廷统治者视为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
色厉内荏，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席卷天下的满洲八旗所向无敌的场面在顺治四年后便如昙花一现般地再也没有出现过。攻掠江南、统一全国。只不过是清廷以汉制汉策略的成功，以及南明太不争气的原因。
对此的认识，朱永兴恐怕是最清醒的一个，但他也知道。八旗凶悍、骑射无敌的印象是深植于人心的，必须通过一场酣畅的胜利予以打破。所以，他对此战异常重视，战场上的胜利固然重要，使明军从此占据心理上的优势，则更重要。
晋王李定国衡阳一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确实保破了八旗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南明之后的颓势，以及参与那次战役的兵将的损失，到目前来讲，影响已经衰弱了很多。虽然出缅入滇之后，在朱永兴的领导下，明军取得了不少战绩，但对战八旗兵将却并不多，小胜利也含有水分，没有轰动性的效果。
特别是明军大规模换装之后，这一场对战也是检验，检验火枪、刺刀是否能在野战中抵挡住八旗的骑射冲击。当然，明军的各种火炮在数量和威力上，也要超清军很多。可以说，清军是精锐尽出，明军亦是主力迎战，人员、物资、装备等方面准备得也相当充分。
至于在战术方面，马宝等人在反复商议研究过后，终于还是选择了较为稳妥的办法。那就是先不急于进行大规模的野战，而是先用防御挫敌锐气，消耗其有生力量，然后再在敌人受到一定损失后伺机用野战取得最后胜利。
在野战中对付冲击力最强的骑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