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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吴平致陈亚的信》中说：
目前反日游击战争哪怕是不在我们领导之下，甚至哪怕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只要在目前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他做武装流血斗争，在客观上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减弱，因此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这一点你们是未了解的。
被扩大进会议的李延禄，振奋中，感觉这回是解放了。
1934年3月20日，密山游击队正式成立，曾与附近几支山林队联合行动，县委拿游击队的标准要求他们。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分管军事的副书记朴凤南，严厉批评“亮山队”、“丘甲长队”侵犯群众利益，公开鼓动士兵造反、夺权，山林队的首领火了。8月，在联合攻打汉奸地主大院后，“亮山队”将游击队一个分队缴械，抢去步枪9支、匣子枪4支和一部望远镜。县委派人交涉，“亮山”带队跑了。县委要李延禄率队到哈达河，出面通令“亮山”送还枪支，否则就出兵围剿。李延禄到了，吴平也来了。
这事得听听吴平的意见呀。他的办法挺简单，建议给“亮山”写封信，枪在你那儿也是打日本子，就送给你了，今后咱们继续合作抗战。“亮山”见信后，连忙赶来道歉，其他山林队也都服了，与游击队的关系立即改观。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他的眉目之间，发出一种聪慧过人的光辉”。
密山县委“左”得厉害，主要领导人不团结，凭主观意志办事，不把保密工作当回事。当地群众大都知道县委机关驻地和领导人姓名，一人叛变，全都完了。10月上旬，吴平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改组县委，将当地人都认识的干部，全部调到部队。早已寻到踪迹的敌人，半个多月后，就在哈达河一带进行了一次大搜捕。大家倒吸一口凉气：真悬哪！
李延禄是没想到来个吴平，手脚立刻就舒展开了。宁安那儿也被折腾得好难好苦的李范五，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反“右倾”的进程，也不过是拖过初一，拖不过十五罢了，而且明确要求，必须在高粱割倒之前完成任务。就是说，在此期间，既要把所有“勾结”入党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军官”开除出党，肃清县委的“右倾”毒素，同时还要做好秋冬季的反“讨伐”准备。只剩下半个多月时间了，硬着头皮正折腾得焦头烂额，团省委特派员张林从密山来了，把密山的情形一五一十一讲，李范五心中大喜，这回可有救星了。
吴平是12月上旬从穆棱来到宁安的。李范五病了，起不来炕了，在泡子沿邓家油坊邓甲长家。这天进来个人，戴眼镜，八字胡，穿件深灰色长袍，提个黄褐色的药包。迈进门槛，就冲坐在南炕上的邓大娘请个安，一口南方话，介绍自己是个“种花先生”（“花”即牛痘），兼看风水、采坟茔地。他说大娘气色挺好，身板也硬实，接着便唠起家有几口人，孩子都种过“花”没有。这时李范五一阵咳嗽，“种花先生”即转过身道：你是这家的老弟吧？你的气色不好，我给你摸摸脉，说对了用我的药，说错了算我歇歇脚，傍晌还得赶到东京城去。
李范五心头一阵猛跳，这是接头暗语。随即道：庄稼人头痛脑热不算个啥，干点儿活，出身透汗，啥病都好了。
吴平一把抓住李范五的手：你就是李大个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自从我担任穆棱、宁安县委书记以来，第一次听到上级领导如此明确地阐述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透彻精辟地分析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顿时感到十分亮堂。”
12月10日，吴平在宁安县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的报告。
吴平到吉东的使命，主要是纠正各地党组织“左”的错误，贯彻执行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吉东特委，收拾吉东局被破坏后的残局。
从密山、穆棱到宁安，这个文质彬彬的“南蛮子”，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
前面 第18章 中写到的“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的提议”，要5军跳出宁安老区，到新区去发展，开辟根据地，也是吴平的意见。
对于纠正吉东党的“左倾”关门主义，吴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吉东的作为和贡献，是全方位的。
吴平到吉东，魏拯民去东满，固然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指示，他们个人的魅力却是绝不可低估的。
吴平，原名吴兆镒，1907年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就读于武昌高师附小、武汉中学。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调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受中共代表团委托负责满洲省委工作，曾任吉东特委书记。1938年2月回到延安，改名杨松，作为中宣部第一副部长，还在中央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中国历史和联共党史。1941年3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2年11月13日因肺病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毛泽东说：“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该记住他，学习他。”
好马救主
离休前为宣化炮兵学院技术教研室主任的曹曙焰老人，1919年生于奉天省凤城县曹家堡子，不到1。60米的个头，挺敦实，快人快语。笔者采访20多次，进屋坐下，老人第一句话就是：“昨天讲到哪儿了？”
老人说，我有个舅姥爷在穆棱县莲花泡子，我十岁那年，一家人奔去的。在那儿租地种，不合算，又去了密山县柳毛河子五道沟。那地方走出几十里难见户人家，地肥，用句常说的话，抓把土都冒油。庄稼人希图个啥呀？搭个窝棚，就起早爬半夜地开荒种地，两年间刨了十来垧地。第三年，来个姓张的地主，说明年你们得交租子了。一听这话，心凉去半截。原以为这是没主的地，刨了就是自己的，谁知道叫人跑马占圈了呀？其实是不是他的，只有天知道。要在今天，你说是你的，拿出地契呀？那时哪敢问呀，人家带着炮手。那地界杀人没人管，也没人知道。
老人说，没等交租子就事变了，遍地起胡子。老百姓不懂“义勇军”，就叫胡子。大帮胡子没什么，“缕缕嘡嘡”（形容人多，络绎不绝）就过去了，最可恶的是棒子手。你一家人南北大炕上睡着，他进屋了，拿着棒子斧子什么的，一下一个，想拿什么拿什么。有点儿风声，人们就都上山了。我有个三大爷，说大冬天上山也冻死了，没走，让棒子手打死了。
到了1935年，常来常往的就是抗联了。有个关团长，特别喜欢曹曙焰，见面就说“小嘎豆子”（小不点、小孩），跟俺走吧，还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亡国奴”一听就明白，“殖民地”怎么讲也不大懂。懂不懂，这日子也熬不下去了。当抗联，打日本，就算死了，也是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值。
曹曙焰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这年秋天打林口。黑灯瞎火，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是跟着走、跑。冲进镇子，听到马叫，一家院子里拴匹日本大洋马。跑到近前绊了一跤，是个死鬼子，手里还有支王八盒子。
战后归来，谁也没有曹曙焰神气：骑着大洋马，腰间别着王八盒子——忘了摘枪套，不然斜挎着就更神气了。
班长告诉他，缴获东西要归公，然后由上级统一分配。
曹曙焰说：不行，这是俺得的，俺用它打日本子，又没骑回家去种地、“打围”（打猎）。
排长对他说，这是抗联的规矩、纪律。他理直气壮还是那套嗑，心里话：眼馋了？想糊弄俺，诓去自己用啊？想得美。
看到别人把缴获的马匹枪弹都交到连部了，曹曙焰傻眼了。
老人笑着说：抗联没“立功”一说。不然，我第一仗少说也能立个三等功。
1936年3月下旬，李延禄奉调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准备再派回国到关内做统战工作，由李延平代理4军军长。4月1日，李延平率军部卫队连护送李延禄到密山县委，亲哥俩依依话别。之后，李延平率队去方正、通河，找2团和留守部队，途经勃利时发生战斗，损失惨重，同行的1团政委李守中和原3团政委邓化南都牺牲了。
准确时间不详，具体地点有人说是大四站地区，有人说是青山里西北楞。可能为新中国成立后此战仅存的亲历者曹曙焰，认为应该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