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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门，将鬼子全部消灭。然后，烧了房舍和军事设施，全体官兵和家属分乘3艘大船，沿牡丹江向5军驻地三道通进发。
李文彬率队起义，成为七七事变后吉东地区伪军反正、起义的先声。随后，依兰县伪38团和警察队哗变，勃利县伪29团哗变，带出大批枪械弹药。
七七事变对伪军，包括伪官吏，是一次重大冲击。
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义勇军奋起抗战的一种重要心理支撑，就是期待关里出兵，收复失地。而今关里打起来了，虽然还未出兵，但是觉得这回有指望了。有的就动作起来，没动作的也变得动摇了。
为策反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张镇华等人曾编了一首《伪军反正歌》，其中一句歌词是“拉出队伍奔抗联”。七七事变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些伪军哗变后，直接投奔了抗联。
有人也是投机，看风使舵，变来变去——留待后叙。
第18章 从绥宁到下江
开辟新游击区
八道河子位于宁安县东南部，距县城60多公里，周围重峦叠嶂，中间一块小平原，只西北一个山口通往卧龙河和宁安，为唯一的进出孔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屯子建在小平原上，原有几十户人家，吉东局又从汪清县动员过来几十户，几乎都是朝鲜（族）农民。党支部、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一应俱全，还有支5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拥军支前，读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节日召开联欢晚会。各种抗日武装和外地群众来到这里，眼前无不豁然一亮：这年头，这世界，还有这样一方天地呀。
1934年9月初，千余日伪军进攻八道河子根据地。农民自卫队队长姜信泰，将队伍埋伏在东西两面山上，卡住山口。敌人进来了，被两侧火力一阵夹击，丢下几具尸体退出山口，随即又发起攻击。这回是攻击山口两侧制高点，先是炮击。爆炸声在山谷间轰鸣，自卫队官兵趴在岩石、树后，居高临下，向爬上来的敌人射击。
八道河子保卫战注定是悲壮的。别说地方农民武装，就是正儿八经的抗联主力，也是要尽力避免这种拉开架势的阵地防御战。他们勇敢、顽强、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因为他们是在保卫家乡，保护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儿女。队长姜信泰后来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有勇有谋。倘是冷兵器时代，这一切再加上有利的地势，胜利也不是不可能的。可现在，这种抗击是根本就不可能持久的，更不用说打着打着子弹就没有了。
屯子在火海中化作灰烬和残垣断壁，没来得及逃走和舍不得离开家园的40多人被杀害，有些孩子是被敌人扔到火里活活烧死的。
埋葬了亲人的尸骨，在一片焦土上再搭起马架子，挖了地窨子。正是秋收季节，他们把收获的粮食藏在山里，把行动不便的老人、妇女、孩子和体弱者送走，投亲靠友。他们知道这里还会经历血与火，理应三十六计走为上，却未走，也未改变战术，仍是死顶硬抗。10月中旬，红地盘八道河子被抹掉了，自卫队也受到严重损失。
第五军在编成之后，便感觉到部队的太集中了。应该在游击活动上有计划的把全军的兵力分布一下，并根据一、二年来活动的经验，哪个部队向新的区活动，则得到开展和避免损失。哪个部队死守一域，则受到困难和损失。因此那时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的提议，要把军队的主力离开宁安，向新的区域发展，这一意见得到五军同志的同意。
上述文字，摘自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于是就有了这年春天的兵分三路，一路留守宁安，两路向东西两翼出击。
宁安地区大规模归屯并户，是从1935年8月开始的。在活动空间受到挤压的同时，日寇“治标”的军事“讨伐”，也由短期变成长期，不断加大力度。一些游击战术运用不当的山林队，有的是很有战斗力的，如西北山八大队，基本垮掉了。
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5军1师以额穆县为中心，向五常、苇河、舒兰、敦化等县活动，打通1军、3军的联系。2师以穆棱为中心，向东宁、密山、勃利一带伸张，与4军、3军取得联络。并准备组建2军、5军联合指挥部，以便青纱帐起后尽量多地开辟新游击区，在冬季反“讨伐”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3月，2师先遣部队两个团，在师长傅显明率领下从穆棱东进，在密山县黄泥河子陷入敌围，傅显明和多名战士牺牲。继任师长王光宇和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率队继续前进，一路不断与日伪军交战。5月20日，袭击中东路列车，击毙日军10余人。25日，又在三道河子颠覆、袭击列车，消灭6名日军，其中少佐、上尉各1人。
2月中旬，1师从敦化、额穆地区转至宁安莲花泡一带休整，准备向五常、舒兰进击，遭敌袭击。这就是前面写过的莲花泡战斗。此时，由于敌人对中东路道南统治更加严紧，西进五常等地已不可能，1师也向道北转进。先在宁安上马莲河袭击敌防所，又在穆棱八面通小五站袭击军列，袭击小金山金矿局，斩获甚丰。到林口县后，在黑老婆沟袭击日军38联队，然后直取刁翎。
军部直属部队和留守部队，在宁安地区攻部落、袭警署，将两个连伪军缴械，策应、掩护1师、2师主力北进，之后也陆续北移。
1937年3月，除留守部队外，5军主力先后集结在以刁翎为根据地的牡丹江下游地区，开辟了依兰、富锦、宝清等县游击区。
在此期间最著名的战斗，是在水平站附近伏击军列。
9月10日，2军、5军联合部队接到牡丹江市地下党情报，两日内将有特别货车一列，从牡丹江驶往绥芬河，兵力不详。5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2军2师副师长兼4团团长侯国忠，估计护车部队不会超过百人，遂决定伏击。
山林队“黑山队”熟悉地形，由其为向导，12日天亮前赶到代马沟东3公里左右的水平站附近。这里地势险峻，铁道北侧是砬子，南侧是深沟。当晚9时许，军列自西向东刚驰上毁坏路段，车头颠簸一下，即向南侧倾覆，并将前边大半列车厢拖翻沟里。“轰隆隆”一阵巨响，接着就是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听得出前边倾倒的车里是日军，后边的是伪军和军马。官兵们集中火力射击鬼子，同时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惊魂未定的鬼子，趴在路基上和车厢后拼命抵抗，一度曾发生肉搏战，最终被压迫在沟里。战至半夜时分，敌人的抵抗逐渐减弱下来。
抗联作战，必须记挂在心的是防敌援兵，眼下更是不可恋战。张中华、侯国忠指挥部队发起猛烈冲击，将后边车厢内百余伪军缴械，然后焚烧列车，撤出战斗。
10月27日，周保中在给柴世荣、刘曙华的信中说：
我二、五军活动队以二军四团为主力，参加山林队海山部九月二十日袭击中东路日贼运兵列车于九站与抬马沟中间，击毙日贼一百三十余名，军马六十匹，毁其军用品无算。
“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
1937年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关于筹建抗联第二路军问题的通告》中说：
柴世荣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目前全中国人民同胞统一抗日救国之宗旨，九一八事变以来领导东北游击运动，忠贞不拔，功绩颇著，现在寄托五军军长重责，不但能够彻底完成民族解放胜利斗争，尤在于一贯到底为谋中国社会解放之胜利而奋斗，希各方同志谅察并互予提携为幸。
柴世荣，一位个头1。75米左右的中年汉子，粗壮结实，浓眉，大胡子，有点儿拔顶的光头。1937年后，衣着通常与官兵一样，春夏秋冬大都是缴获敌人的服装，冬天外加一副棉制套袖、套裤，再披件日本军大衣，戴顶狗皮帽子，或是日军的兔绒帽子。与众不同的是，柴世荣脖子上围条狐狸皮，后来被部下硬扯下去了，因为敌人认准这个围着狐狸皮的是个非同小可的角色，战场上对他特别“照顾”。
柴世荣1894年生于山东省胶县农家，五岁随父母闯关东，落户于吉林省和龙县六道沟。他天性聪慧好学，读过八年书，因父亲病故而不得不辍学。从此，农忙种地，农闲打猎，为养家糊口还被招去朝鲜修铁路，当了三年劳工。1928年回国，赶上和龙县招考警察，应试被录取，后升任驻所巡官。在朝鲜的三年劳工生涯，印象最深的是不能当亡国奴。“九一八”事变后，以他领导的几十名警察为基础拉起支队伍，很快扩大到几百人，加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