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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为什么一度降日？俺抵抗了，可你们关内不出兵，不帮俺，俺自己个打不过日本子。他绝望了，还上当了，上了日本人的当，想与日本人周旋一番，俟机而动。
而从马占山到邓铁梅，以及以往难得关心国家大事的胡子出身的将领，支撑着他们浴血奋战的信念之一，就是认为少帅和中国的当家人不会把东北扔给侵略者不管。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ABC了，简直不需要任何人再告诉他们什么。可忙于“安内”的蒋介石，向东北发过一兵一卒吗？国民党政府从未承认“满洲国”，一纸《塘沽协定》却把冀东大片地区划为“非武装区”，等于成了中华民国与“满洲国”的“安全边界”，也就在事实上釜底抽薪把义勇军出卖了。
张学良倒是同情、支持义勇军的，也不光是“旅长”、“师长”、“司令”地发些委任状。可他总担心被日寇用作寻衅的借口，好像不是日本强占了东三省和热河，而是他偷了人家的东洋三岛似的，那支持、援助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其能量、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为无望取胜的抗争。
但请记住邓铁梅的那句话：“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马上就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义勇军失败后的抗日联军？
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军事编制，没有后方，因而也就没有兵员、给养、弹药补充。一句话，作为人、军人、军人生存、作战的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是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都属别样的、罕见的，甚至是再难寻觅的一支队伍。而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广袤天地，无论黑眼睛、蓝眼睛，都再也找不到一支武装力量，像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上的抗联那样，面对那样强大的敌人，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自身的种种缺陷、弱点，全凭人的意志、毅力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不屈不挠地进行着那样艰苦卓绝、悲惨壮烈的斗争。
惟其如此，当年发生在东亚一隅的冰天雪地中的、迄今仍难为人详知的这场可歌可泣的殊死抗争，才爆发出灼目的光芒，也就愈能照亮历史和未来。
只是必须让我们尽力地走近历史。
一、奋起
第1章 伟哉，罗登贤
正好有了自己的领袖
一盏油灯摇曳着，映照着一张张或明或暗的严肃的面孔。
这是“九一八”事变几天后，准确的日子搞不清楚了。地点是哈尔滨江桥下一个叫牛甸子的小岛上，党的联络站冯仲云的家里，北满党的高级干部在召开紧急会议。
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叫罗登贤，这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变。
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罗登贤说：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和东北同胞，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共患难、同生死。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
灯光把他瘦高的身影拉到墙上，那张清癯的南方人特征明显的脸上，沉稳冷峻中透着激情：同志们，我要庄严地申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谁也不离开！大家异口同声。
罗登贤原名罗光，曾化名达平（到东北后）、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幼年父母双亡，被姐姐接到香港抚养。因生活困难，十一岁辍学，跟姐夫在太古船厂做工，四年学徒，又当六年钳工。他聪明、勤勉，又敢仗义执言，颇受工人拥戴，是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创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参加省港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担任中共香港省委常委，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1927年底在香港被捕，在狱中经历各种刑罚，坚强不屈。1928年春被组织营救出狱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不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初又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当时，满洲省委机关设在奉天。11月中旬，省委军委书记廖如愿、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入狱，经受不住酷刑，供出省委书记张应龙的住处，张应龙随之被捕。这个人也是个软骨头，省委机关受到严重破坏。
12月，中央决定由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满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后，到1935年4月无形中撤销，不到八年的时间，换了12位省委书记。他们依次是陈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职，由刘少猷代理书记）、刘少奇（化名之启、赵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张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孙杰（陈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张应龙（1931年2月至11月）、罗登贤（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实，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马（林电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杨光华（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领导人频繁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仅张应龙一人叛变），占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叛徒”、“内奸”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在满洲省委书记任上被奉系军阀逮捕的经历。
说明了东北地区斗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劣。
“九一八”事变后，就更残酷、恶劣了。
不能说今天鲜为人知的罗登贤，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会成为何等人物，历史已经证明的是这位新任满洲省委书记，二十六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确是非同凡响的。
“民族革命战争”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刻，一个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刻。敌对阵营和各种政治、武装力量，包括苏联和美英法等在东北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国家，都在审视、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势下占据有力的地位。
罗登贤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举措，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一是积极支持、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发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用点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1935年12月20日，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在《关于绥芬大甸子及安图的反日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人——军（“人民革命军”，中间的3个字原文省略了——笔者）现在天天在离城一二里活动，敌人不敢出来，安图全县只有一个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图县只有一个日本人，这在当时东北的154个县中，应属个例。可在1932年，见不到日寇影儿的县是太多了，特别是偏远的县份。“九一八”事变后，所谓日军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辽吉黑的大片领土，它占据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或当地驻军，或民众百姓，或军民结合，义勇军蜂起达93个县。义勇军失败后，靠近苏联的一部分过界去了苏联，被缴械后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来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潜入山林成了绺子（胡子），用当年的文件资料中较文雅的词儿，叫“山林队”。
1932年夏，东北许多地区暴雨成灾，松花江水甚至冲进哈尔滨，周围十几县皆成泽国。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的那点儿盼头，就是如何才能熬撑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灾，或是战祸，老年人就会摇头叹息，说这是“起胡子”的年景啊。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来势之猛，就在这个名词前面加个“起”字。比如庄稼发生虫害了，就说“起虫子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有三次较大的“起胡子”。一是甲午战争后期，二是日俄战争时期，再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乱加天灾，越发民不聊生，用笔者采访时有的老人的话讲，是“遍地‘起胡子’”。
后面将会详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义”，事变不久就提出来了。虽然日寇不断增兵，可偌大个东北，十来万关东军，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况且城市和铁路也不断受到袭击，兵力就更显不足。日寇铁蹄还未踏到的县份，县长和一班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