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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天，200多日伪军准备偷袭、包围小汪清根据地。游击队顶住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后，又留下两个队员掩护主力撤退。两个队员枪法非常好，隐蔽在树丛中，发现鬼子就不打伪军，并不时换个地方，两人消灭20多个敌人，陷入重围，一人牺牲。东满游击队是蓝灰色服装（有的苏区还要求老百姓也穿军装），和伪军的颜色差不多。这个队员这一枪，那一枪，待到天色暗下来，从伪军包围的方向溜出去了。
游击队每天与敌周旋、作战，根据地越来越小，粮食越来越困难。敌人来了，打一枪，或是丢颗手榴弹报警，老百姓一窝蜂往山上跑，游击队则不顾一切地死死顶住敌人。
本来应该是人民群众支持、帮助游击队作战，现在正好反过来了，群众成了游击队的包袱、拖累，而敌人又是那么强大。
夏天，大雨瓢泼，游击队和群众躲在山里，一个个淋成落汤鸡。一年前，磐石党和游击队就被敌人撵进山里，成了“山林党”、“山林队”。而今，东满熬过夏秋再熬冬，老百姓也动不动就得往山里跑，过起山林生活。战斗伤亡并不大，可冰天雪地，许多队员和群众还穿着单衣，饥寒交迫，一些伤员和老人、孩子就冻死了。
延吉县湾湾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人称“好打的东三省，难打的弯弯沟”，这年冬天也丢了。
珲春游击队弹尽粮绝，退到苏联去了。
汪清县委在过去整个时期，不认识满洲的统治者已经由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代替了国民党，而是把国民党统治与日本统治平列起来（如认救国军区域是白色区域）。
这是1933年6月9日《中共汪清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如此认识的当然不只汪清县委。
没人说没有王德林的救国军，就没有后来的抗联4军、5军，但是提起4军、5军，却不能不让人想到救国军。在东北义勇军将领中，王德林对共产党人也是最宽容的，可东满党仍然提出“打倒王德林”的口号，将救国军视为国民党，山林队则是一无是处的胡子。救国军是在东满兴起的，在东满有着广大的影响。王德林过界去苏联后，余部在东满地区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力量，许多山林队也在打日伪军。以救国军和山林队为敌，游击队在反“讨伐”中还要对付这样一些对手，这苏区保卫战还有个打吗？
延吉县老头沟有个伪自卫团，县委派人组织哗变，把队伍拉了出来，几个月发展到3000余人。谈打日本子，团长没二话，叫咋的就咋的，不然也不会哗变。可光反日不行，还得把队伍变成红军，还得在驻地建立苏维埃，这下子人家不干了，两下里就翻脸了。
对山林队及其他武装，东满党有个“三缴械”：“（1）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2）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3）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祸害老百姓是必须反对的，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日伪就是一种威胁。他们觉得队伍小，打不了，那就联合作战，带他们消灭敌人，从敌人手中夺取给养呀？这些武装，几乎没有赞同既打日本又搞土地革命的，何况也没有足以威服他们一道革命的实力，又如何能把他们都缴械了呀？
到处树敌，四面楚歌。
这样子还不够，又在内部抓起“民生团”来，自己人杀起自己人了。
“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
关于“民生团”的话题，必须从头道来，因为太费解——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难以理喻的。
汉城有个甲子俱乐部，俱乐部董事曹秉相是个亲日政客。“九一八”事变后，曹秉相和《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胤，以及“民族主义者”李仁善、金东汉等人，到中国东北鼓吹“间岛韩人自治”。延边地区有“朝鲜人民会”、“延边自治促进会”、“孔教会”，曹秉相等人在其间串联，组建以亲日反共为宗旨的“民生团”。1932年2月5日，经日本驻延边总领事馆同意，在龙井召开了“民生团”成立大会，团长为日军退役炮兵大佐朴斗荣，5个月后宣布解散。
“民生团”公开宣传亲日反共，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并组建基层组织，欲打入红地盘，颇张狂、红火。其成立之时经日本人首肯，还有退役大佐当团长，如此这般缘何如此短命？
前面说了，又称“保民会”的“朝鲜人民会”，是个亲日反共团体。“延边自治促进会”则具有民族主义和排日倾向，“孔教会”是个宗教团体。这样的三个组织，好像本来就有点儿尿不到一个壶里。朴锡胤、李仁善、金东汉等人，是真的还有点儿朝鲜人的骨头，还是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朝奸，不知道七十三年后韩国兴起的清查亲日派祖先活动中可有什么结论，日本人当年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民生团”的成立和解散，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还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笔者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也无从采访，不能妄言。但是，被称为“鬼子”的日本侵略者，将其解散后并未消停，而是处心积虑地变换手段大做文章，并获得丰厚战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1932年春荒斗争中，即前面写过的红五月“抢粮分谷吃大户”，东满特委曾给“民生团”以揭露、打击，这时没有任何问题。灾难缘起于后来的“宋老头事件”。
宋老头是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的秘书。据说，宋老头四十多岁，面相老，加上那时的革命者都比较年轻，他就成了“宋老头”。这年8月，宋老头被老头沟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周后逃了回来。这是必须审查的，搞清楚是日本人放回来的，还是自己跑出来的，是否有变节行为。审查期间，抓住个日本宪兵，供认宋老头是宪兵队派回来的特务。不知是诱供所致，还是这个鬼子信口胡说，甚至是敌人早有预谋，反正是不得了了。县委把宋老头抓起来，严刑之下，宋老头说他组织了“民生团”，并供出20多名部下、同伙。延吉县委就开始抓人，并在前线开展反“民生团”斗争。
1933年3月，东满特委组织部长金圣道去和龙县巡视，认为平岗区农民协会负责人李化春是“民生团”，审讯后将其处死。随后成立一个五人“清算委员会”——这是东满第一个专门负责反“民生团”斗争的机构，有生杀大权。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
和龙是金圣道去巡视的，去后两三个月内大杀民生团数十人。
与金圣道在和龙县大杀“民生团”的同时，东满特委与汪清游击队干部开会，研究反“讨伐”计划，会后发现敌人有所准备，就怀疑队内有奸细。缩小范围重新研究，发现敌人仍有准备，便认定县委军事部长金明均是暗藏的“民生团”，将其撤职审查。审查期间，金明均和妻子逃跑了。特委震惊之余，越发感到问题严重，反“民生团”斗争迅速扩展到东满全境，乃至其他一些地区。
10月7日，《中共东满特委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民生团延吉一县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的团员。
1935年3月17日，《胡仁给中共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东满民生团是一种特殊的产物，在它的组织发展上也是一种特殊情形，其发展形势完全在强迫、威吓、欺骗、造谣、诬蔑、中伤、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的反革命作用中发展的。他们在我党、团、人民革命军中、群众组织中、游击区内以至我们的一切工作计划都起了破坏和反革命的作用，利用我们的组织去发展他们的组织，利用我们的交通关系做他们的交通关系，我们的巡视制度，他们利用来进行检查和布置反革命工作。所以造成我们的特委是他们的特委，我们的县委、区委、支部是他们的县委、区委、支部。这样是绝对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条件。我们的估计，全东满的民生团，不论在党团，人民革命军，各种群众组织是有十分之五至十分之六的。
上面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和描述，完全是虚妄的。
实实在在的，是这些被打成“民生团”的人，全是朝鲜（族）同志。
这是不无历史渊源的。
有较早亡国史和反抗史的朝鲜革命者，派系林立，派争不断。用《抗联第一路军略史》中的话说，是“在自己内部各团体间无原则地进行了派别斗争，自残骨肉以至遭受屡次的大损失，许许多多的优秀革命分子被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