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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控制之下，煤矿多由日本人经营，滚滚乌金流进日本人的钱包。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这工人运动是个新课题，杨靖宇把铺盖搬到工人的床铺上，和矿工一起劳动。你是哪旮旯人呀？俺是山东人。山东哪旮旯的呀？曹县。那时东南西北满，走到哪儿，见到个人，一开口，十有六七山东腔，煤矿工人当然也不例外。确山县靠近湖北，离山东远着呢，可山东话挺好学，一听是老乡，那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见他不笑不说话，又发现这人挺有文化，见多识广，有点儿空儿，身边就会聚拢些人，那目光亲切中透着信赖、尊敬。像“精忠报国”这样的故事，有人已经听过多少遍了，可从“山东张”、“张大个子”的嘴里讲出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至于“剥削”、“压迫”、“阶级”、“阶级斗争”这些词句，听着无论多么新奇、陌生，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称为“臭苦力”、“煤黑子”的人，也会从切身经历的苦难中，或多或少的有所领悟。
日本资本家要裁减工人，工人火了，这不是明摆着还让大家加班加点吗？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杨靖宇拿主意。杨靖宇说：罢工，不给他干了，只要咱们团结起来，就能掐住小日本子的脖子！矿工很快行动起来，杨靖宇则带上几个工人去见日本资本家，让其收回裁人决定，提高矿工工资，不准加班加点，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复工。开头日本人挺硬气，撑到第四天头上撑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全部条件。
8月1日是共产国际规定的“国际赤色日”，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组织暴动。这天晚上，团抚顺特支书记王振祥贴标语时被捕，酷刑下叛变了，致使以杨靖宇为首的十多人相继被捕。
日本警察觉得这回抓住条大鱼，甚至认为杨靖宇是满洲共产党领导人。杨靖宇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警察署高等系刑事横烟吉星找来叛徒对质，杨靖宇一口咬定俺不认识这个人，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高等系主任蜂须贺重雄没招了，下令用重刑撬开杨靖宇的嘴巴。皮鞭抽，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关水牢，杨靖宇死去活来，就是那些话。二十五年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蜂须贺重雄，在所写的供词中说：“横烟对其三十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间，这人意志非常坚强，不谈抚顺组织。”
9月28日，杨靖宇被抚顺日本警察署引渡给中国抚顺县公安局时，因为被关进水牢，受刑致伤很快感染、腐烂，发烧，还患痢疾。公安局长在给县政府的报告中说，“病势甚沉重”，“恐有危险”。
10月中旬，在抚顺地方法院法庭上，杨靖宇解开上衣：这是在咱中国的地方，让日本子打的。俺是个中国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叫日本子抓去，挨打吃官司，中国的官府、法院不替俺做主，倒替日本子开堂审判俺，你们还有点儿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枉为中国人！
杨靖宇被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
1931年4月，杨靖宇刑满释放，在奉天找到省委，3天后又被捕了。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当时关在监狱里的各种犯人，花上两千元就能赎出几个。满洲省委用钱上下疏通，将杨靖宇和赵尚志等一批党员陆续营救出来。杨靖宇先是担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兼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接着是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直至由磐石游击队改编的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不想说、又不能不说的，是杨靖宇对于“北方会议”的态度。
在有14人参加的接受“北方会议”的满洲省委扩大会上，杨靖宇在讨论中发言，认为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
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
接受北方会议要根本了解：（1）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司令部移长春，八站强制接收等）。（2）苏区红军之伟大胜利与两个政权之对立，拥护苏联与创造北方苏区红军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3）宣传红军的胜利，为红军募捐劳动群众所欢迎的，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发动满洲游击战争，必须有具体的布置。（4）工人运动应加强，哈总是空的，应从小组组织起（赤色小组等）。（5）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在实际工作中发展。
关于第二个自然段，与会者或多或少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至于第一个自然段，全盘否定以罗登贤为首的前省委的工作，是明显的言过其实的话。而新省委对这个“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的比喻，也挺欣赏，将其写进了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
没有资料表明，当时曾有人明确表示反对“北方会议”精神。连罗登贤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对省委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的领导，我应负严重的责任”。作为党员，他不可能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而魏抱一这位身材高大、戴副眼镜的继任者，当“1·26”指示信在实际上宣告了“北方会议”路线破产的同时，他在黑土地上的使命差不多也就结束了。历史让他在这个时候走上这个岗位，他只能按照“北方会议”的精神行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他的悲剧，当然更是最早抗战的东北共产党人的悲剧。
赵尚志是曾经表示了异议的，但他并不认为“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具体情况。用我们今天习惯的、易于理解的话讲，是省委官僚了，瞎指挥，而且听不进下边的正确意见。
省委亲自提议将磐石游击队改称红32军东北游击队，下边反倒起了个胡子字号“五洋”。杨靖宇作为省委巡视员到了磐石，毫不迟疑地将其改编为红32军南满游击队。
而经过杨靖宇改组的磐石中心县委，则在1933年1月28日给省委的信中说：“关于游击队领导上的错误，指出以后转变策略，向地主豪绅猛烈进攻。”
“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庄稼人常挂在嘴上的这句歇后语，应该是各地党和游击队再仆再起的写照。而以磐石党和群众的基础，又有省委的大力帮助，却也迈不过“北方会议”这个坎——杨靖宇也是一样。
后来有“南杨北赵”之誉的赵尚志，是罗登贤派下去的最后一位军委书记，杨靖宇则是新省委派下去的第一位军委书记。“北赵”到巴彦游击队后，炎炎夏日，却是北方会议的寒流滚滚。“南杨”去磐石游击队时，凛冽严冬，迎面而来的却是统一战线的暖暖和风。这就是造化的不同。但是，倘非如此，面对现实，要杨靖宇把拿不到现实中去的口号变成现实，他也会变通的。
1932年11月2日，即杨靖宇动身去磐石、海龙巡视的当天，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杨靖宇：“这个同志，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的。”
红32军南满游击队政委
杨靖宇是1932年11月到磐石巡视的。他不知道磐石游击队已经脱离“常占队”，当然也就不知道拉出去前曾将“常占队”一个分队缴械，还杀了6个好像跟共产党、游击队天生就不共戴天的胡子。当他扮成个收山货的“老客”（生意人）和省委交通员老刘在磐石县烟筒山附近找到“常占队”后，那还有个好？立即被绑了起来。
听明原委，杨靖宇笑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个没辙了。至于那枪嘛，只要俺见到游击队，保证如数奉还。可你要是杀了俺，还和游击队打冤家，那就什么也别指望了。老年古话讲，“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不用说眼下日本子占了咱们的东三省了。游击队有毛病，可他们是真打日本子，这话俺不说你也知道。不能合绺子，那联手打日本子还不行吗？你杀俺，俺杀你，咱们中国人自己杀来杀去，高兴、得利的是谁？你还嫌日本子杀的中国人少吗？
“常占队”首领穆连山也是条汉子。倘是那种见了绳子和枪就哆嗦的主儿，再有几个，八九也是没命了。见杨靖宇面不改色，穆连山先生几分敬意，再听侃侃而谈挺有道理，当即松绑，蓝瓷大海碗倒上酒，两个人交上朋友了。
这是杨靖宇第一次见识东北胡子，想必印象深刻。
离开“常占队”，又让一帮叫“护国军”的胡子抓住了，说他是日本人派来的侦探，又一番口舌，才得脱险。
从“常占队”拉出来后，游击队内部产生分歧。有的认为咱们是磐石游击队，归中心县委领导，不能离开磐石。多数人认为党组织都上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