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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引用过的伪三江省警务厅的报告中说：
在午前二时四十分左右，从梧桐河分驻所出发，急赴该地。但因积雪达尺许，行动未能按原意实现。当接近他们潜入的房子约四百公尺地点时，被匪团发觉，突然射击，遂立即就地散开应战，同时为了切断其退路，派队长等五名向后方迂回，交战约十五分钟，匪团枪声断绝。为了取得胜利，趁这个机会立即突击，将赵尚志和王永孝二名击毙（赵、王都被枪弹贯通下腹部）。但其他两名趁黑夜携带全部重要物件逃走。
12年后，战犯田井久二郎在笔供中说，为了同死鬼刘德山争功，“东城和我商议，在杀害赵尚志将军的报告书上做做文章”，“将赵尚志将军早已被刘德山射击成重伤的事实加以掩盖，说成是在警察讨伐队的激烈战斗之后，将赵尚志和王永孝三名（原文如此——笔者）击毙”。
这小子在笔供中说：
在审讯将军时，将军大声地说“不会对日本帝国主义说什么的”，坚决不回答任何讯问。
伪三江省警务厅的报告中说：
赵尚志受重伤后活了约八小时，在这个时间自供是赵尚志，同时对警察官说：“你们不同样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在卖国。我一个人死不要紧，现在我就要死了还问什么。”说到这里就闭口不语，只是斜视审讯官，对自己的苦痛也一声不响，表现了一个大匪首的气概。
没什么豪言壮语，我们也不必说他“大义凛然”什么的。这个“表现了一个大匪首的气概”的人，其实只剩下最后一个称谓“中国人”了（即便是作为一支小部队的负责人，这时也没了正式的名分），只需用“平静”、“沉静”以及它们的同义、近义词就行了。当然，还有自信。他从来都不乏自信，即便当生命之血正从体内汩汩流去，面对着自视为胜利者的敌人，也是一样。他从来就没把这些叫做“日本鬼子”的东西放在眼里，更不用说叫“汉奸”的那种东西了。
有老人说，赵尚志这个人，指挥作战那是真动心眼儿，他也随时准备牺牲。但在宏观上，他从未把小日本放在眼里，认定鬼子早晚是手下败将。
小个子赵尚志，是大英雄。
杨靖宇是大英雄。
魏拯民是大英雄，赵一曼是大英雄。
周保中、张寿海А⒎胫僭剖谴笥⑿邸�
金日成、金策、崔石泉是大英雄。
大英雄可以是逝者，也可以是生者，可以是创造、推动历史的大人物，也可以是小人物，可以有名，也可以无名。比如投江的八位烈女，比如只有个编号、外号的那些人中的一些人，以及连个编号、外号都没有的那个抱着鬼子滚砬子的人。
而赵尚志是历经万难而万难不屈的大英雄。
尾声
光明与光荣的基石是强大
完乎？丸乎？
一轮弯月隐进高粱地，几个鬼影出现在文官屯南面的南满铁路上，朝柳条湖方向走去。这是奉天独立守备队的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守末中尉，率领几个鬼子“巡视铁路”。路东就是驻扎东北军7旅的北大营，有1公里多的路段与之近乎平行，最近处不到500米。这些心怀鬼胎的鬼子，在超越北大营近1公里处立即动作起来，河本亲自把炸药安放在铁轨的接口处点燃。
这是1931年9月18日夜10点多钟。
18日夜10时半左右，在奉天北方、北大营西边，暴戾的华军破坏了满铁路线、袭击了我方守备队，与奔来的我方守备队的一部分发生了冲突。根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营已开向奉天。
这是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封电报，发报时间是18日晚11时18分，发往日本陆军本部，发报人署名是两天后被任命为伪奉天市市长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这小子后来迅速擢升为大将，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绞刑台上第一个坠落下去。
而在柳条湖那声爆炸后仅5分钟，17年后第五个走上绞刑台的板垣征四郎，即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了攻占北大营和奉天城的4道命令。
3小时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达了攻占南满各军事要地的8道命令。
8小时后，日本中央军部会议，认为关东军的行动是完全合适的。
9月24日和10月26日，日本政府两次发表声明，说“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此次满洲事变，完全起因于中国军事当局的挑衅行动”，“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
2007年4月22日，日本《东京新闻》发表社论《应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在上个月召开的日本全国报纸评论员会议上，作家半藤一利说：“战前日本的转折点是满洲事变至昭和10年（1935年）左右那段时间。国家从那时起进入了战时体制。日本现在的情形是不是和那时有相似之处呢？”
昭和十年前后的日本与现在的日本相比，还真有几点十分相似。
一是“国家统筹教育”，二是“国家统一管理信息”，三是“限制言论自由”，四是“恐怖主义”，社论具体论述如何“十分相似”。
我看了几遍，有的问题还真看不大明白，但我知道日本有些人在干什么。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150万兵分4路，对关东军发起攻击。攻打东宁县勋山要塞的战斗，持续了10多天。据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次战斗，张福忠老人是这最后一战的最后一幕的见证人。笔者2001年采访时，老人八十二岁，当年和另外9家人在山下专门给鬼子种菜。
老人说，硬攻，苏联军吃不少亏。俺会点儿日本话，一个官让俺上去劝降。俺上去喊，你们的天皇让你们投降了。小日本不信，说“大日本皇军不投降”。苏联军从牡丹江弄来个日本官（第3军司令部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中佐），俺把他送上山去，这回日本子从洞里出来了，一个个破衣烂衫那个鬼样。一个官不服气，瞪着眼珠子喊：“大日本帝国不会亡，30年后还回来！”有的也跟着喊，鬼哭狼嚎似的。
六十多年了也没回来，可你能说那“大日本帝国”已经一点儿气儿也没了吗？每年的“终战日”，那些在靖国神社前列队的“皇军”，外面那些吹打着战时军乐的宣传车，叫唤出来和没叫唤出来的都是什么？还有没完没了的“教科书事件”，还有日本政要的不断“失言”，还有新世纪伊始，那个叫小泉纯一郎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上日本首相？
《东京新闻》的社论最后说：
“时代的潮流”将转向何方？警惕重新走上战争的道路是过虑了吗？
汶川大地震，日本搜救队是第一个赶到震区的外国救援队，也是新中国历史上迎来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在那些特别容易哽咽、落泪的日子，在荧光屏上看到日本救援队员分列两行，向被他们从废墟下搜挖出来的一对母女的遗体默哀时，我被感动了。
那是一个二十七岁的母亲，和她的来到这个世界才75天的女儿。可平顶山惨案中的那些死难者呢？那在母亲逐渐冷去的胸前拱爬着、吸吮着，被叫做“鬼子”的东西用刺刀挑起来，在空中划了道抛物线的孩子呢？
不知道各个年龄段的国人，看到这个电视镜头会作何感想。对于正在修改本书的人，一下子想到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杀大沟”、桓仁“填大江”等，实在是太自然太平常的了。
中国人忘不了1945年前的百余年的近现代史，尤其忘不了与这个邻居一衣带血的历史。有人说“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我真想在记住历史时，记住的是恩爱，可事实呢？谁能说美国人记住了“9·11”，犹太人记住了纳粹德国，就能忘了仇恨？而且对于我们来说，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那些叫“右翼”的日本人的鼓噪，又在警示着什么？
而《东京新闻》注意到，自日本救援队出现在汶川的废墟上后，平时总是相互激烈攻击的两国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对中国的同情和对日本的感谢。有报纸评说：“中日国民感情慢慢升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融当然也是如此。比如好几个国家的军机都运来抗震救灾物资，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为什么没来？因为日本是与众不同的。历史是道坎。
问题在于发展苗头，就像个病人，病情很重，但在好转，而且都在小心呵护，就有希望。
那就借用当了不到一年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的名字，祝愿中日两国关系健康、幸福地发展下去。
但是，谁能担保什么时候不会再出个“大泉纯二郎”什么的呢？
笔者从未出过国，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当首选日本，去实际感受一下，听听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