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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任3路军9支队25大队大队长，1940年冬任3路军政治部特派员，率一支小部队在绥棱、绥化活动。1944年12月在绥化九井子被俘，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被杀害于哈尔滨道里监狱。
下面是时任哈尔滨伪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水口隆夫，写的《一个检察官的自白》中的有关文字：
8月14日下午两点，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副厅长西川海清先生把我找去了。
“日本已经完蛋了！再让他活下去很危险，你马上把孙国栋给我杀掉！”
我一听到孙国栋的名字，心里就不舒服。自从被警察逮捕以后，不用说，他受尽了严酷的拷打与审问，但是，在我审问他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坚强地正视着我。从他那十分严实的嘴里，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他为数不多然而却是斩钉截铁的话语，充满了坚定的必胜信念以及对我们的强烈憎恨和坚决对抗到底的决心。
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孙国栋从牢房里走出来。脚镣上挂着一把50厘米长的大铁锁，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响一声。在8个多月里，他过着非人道的、不断被野蛮拷打的监狱生活，双颊的肌肉已经塌陷下去，胡子乱蓬蓬一团。可是，他的脚步虽蹒跚，但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儿恐惧与犹豫的样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镇定的目光。
看守们便一起拉住孙国栋，他昂首直立的身躯晃动了一下，用那双燃烧起憎恶与愤怒火焰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们，然后，从心底里迸发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谁能说得清东北抗联总共有多少人？
1937年最高潮时是3万多人，之前还有牺牲的、失踪的，被打散后找不到队伍回家的，以及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之后还有陆续参军的。
有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包括地方党，东北抗联的总人数应在5万左右。
“八一五”前后，从苏联陆续回国的，还在国内坚持战斗的，包括被关在监狱里的，已不到千人。
抗联研究专家马彦文老先生编辑的《东北抗日联军名录》，包括上述各色人等，共是1200多人。
除去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很难说出幸存者的比例，留下姓名的约在2％左右。
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牺牲者绝大多数是1938年后战死的、饿死的、冻死的。
前面已经引用过了，1935年（无月日）饶河反日总会追悼烈士的悼文中，追悼者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没人说得清这种叫“日本鬼子”的禽兽（我执拗地称其为“它”、“它们”），在蹬腿挺尸前又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孙国栋毫无疑问是最后一批烈士中的一个。
从东北军到山林队，再到抗联，二十九岁的人生而参加14年抗战，那是怎样曲折的经历，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壮举？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名者，除了慷慨就义时的情形（而且还是鬼子提供的），我们还知道什么？
他们不是烈士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人民英雄于天放》中写道：“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于天放的。听说他最近到海伦去了一次，从数十里外奔来成万的人来听他说话；他在北安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看他，因此他那里经常挤满了人；听说他现在简直不能出去，到处就会给群众包围，群众简直着了魔一样。”
于天放，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三道沟，1928年以全省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1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差半年就毕业了，和张甲洲回东北拉队伍抗战，任巴彦游击队特派员，游击队失败后到富锦县立中学当教员、校长。1937年8月任联军随军学校教育长，之后为11军1师政治部主任、3路军6支队政委、总部特派员兼宣传科长。
前面引用过的《张寿海Ц涸鹜静⒆泄仓醒胝尉值谋ǜ妗分校涤谔旆拧案涸鹁癫涣樱ぷ骰鍪鲁辆病薄�
“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北平读书和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有多少，回东北投入血火抗战的有多少？而那时一所中学的校长，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县太爷。至于1938年后不断有人冻饿而死的那种严酷的环境，对这位知识分子又是一种怎样与众不同的考验？据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露营之歌》中最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他的笔下。
1940年10月22日，《于天放谈龙江平原游击的感想》中说：
我东北抗日部队自一九三八年受了严重损失以来，多数队伍均在人烟绝无的山岳地带游击，形成了度命的状态及吃睡主义的状况。队伍在脱离群众的条件下，只有减少数量，增多损失的机会，决不会发展的。我们为了蓄积实力，保存与扩大新的力量，非执行平原游击的计划不可。
畏敌怯战、坐吃山空的“蹲山主义”，在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别是一些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而于天放一贯的主张就是打出去，在战斗中求得生存、发展。即便是被俘入狱，也要寻机打出去、冲出去。
他是和孙国栋等人同时被俘的。部队化整为零，在乡间发动群众，组织救国会。他和于兰阁在绥棱宋万金屯，杜希刚在北大沟，孙国栋在绥化九井子，还有个新发展的刘祥在依安。出个叛徒夏振华，敌人一齐下手。
在庆安县关了20多天，又五花大绑押来伪省城北安，关在专门囚禁政治犯的伪警察厅特务分室。外面的老百姓都吃“满洲馒头”，“犯人”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对他却优待得很，油饼、馒头，菜里肉还挺多。他曾想绝食。学生时代看课外书，讲革命者在监狱中绝食。再一想，吃它个“满洲国”，吃饱喝得了好跟鬼子斗。
不光好吃好喝，各种头面人物还常来看望，问寒问暖，有时还把看守训一顿。这样持续一个来月，敌人开始用刑了。于天放的体会是：“最好挺的是打手板和鞭背，打了几下就麻木不觉疼了；电刑过急，一碰就不省人事了，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最难挺的是灌凉水，使你七窍流血，头发变红（由发孔冒血），几次昏死。”
这特务分室是座秘密监狱，不知关押过多少爱国志士。于天放后来得知，12支队长朴吉松，1943年在庆安县福合隆屯战斗中负伤被俘，被杀害前就关在关押他的第二监室。
他开始谋划越狱。
他是夜里被押来北安的，蒙着眼睛。之前常在北安周围活动，还派人进来侦察，画过城区地图，可这秘密监狱的位置却是个谜。两扇小窗是不透明的麻玻璃，挂着厚厚的冰霜，外面的世界传递给他的，除了风声就是火车的响动。南面火车汽笛不时鸣叫，西边有火车来往经过。如此，南面是火车站，斜对过就应该是实业银行，东边是大街，西边是通往黑河的铁路，过了铁路就没人家了。后来证明，他的判断一点儿没错。
越狱得有武器。监室除了天棚、四壁和一铺小炕外，连他的裤带都给没收了。不过，两个监室的间壁墙上，嵌着个挺大的俄式“别拉气”（火炉子），在外面走廊上添煤，有个掏炉灰的小铁门，正好在他的监室这边。小铁门长半尺、宽3寸，有个铁轴，能安能卸，半斤多重，要是照看守后脑勺来一下子，能拍个半死。他进来第一天就盯上这东西了，就是它了。
看守三班倒，每班一般两个人，全是鬼子。他把每个鬼子的特点都琢磨透了，把那串钥匙哪把开哪个门，也都看在眼里，刻进脑子里。2号监室正对着看守的办公室，那串钥匙有时看守带在身上，有时就扔在办公桌上。
大冬天，有棉衣，没棉鞋棉帽，就算越狱成功，荒郊野外也得冻死。最好是青纱帐起，起码也等到春暖开化，可鬼子能让他等到那时候吗？就随时寻机准备动作，宁肯出去冻死，也不在这里等死。只是别说连伙夫都是鬼子的秘密监狱，就是一般的监狱，又谈何容易呀？
机会来了。
6月上旬，伪警务厅思想股长永井来了，拿张小兴安岭地区地图，说于先生足迹遍及小兴安岭，如果苏联打进来，可能从哪几个方向进攻，请于先生在地图上详细标明出来。几天后永井又来了，地图还是原样子。于天放说，你们灌凉水把我的脑子灌坏了，记不住了，我得慢慢想。
于天放刚进来时，偌大个特务分室就他一个“犯人”。3月后各监室陆续关进几个，7月初又关进个赵忠良，二十四岁的精壮小伙，原是2路军的，从牡丹江来侦察北齐线军运情况，在克山被俘。于天放把自己的计划跟他讲了，就多了个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