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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表中有7个人写着姓名、住址，敌人把他们抓来，与刘曙华对质。这些人都不认识他，也说不出来什么。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问，刘曙华只承认自己是反日会员，而且是刚参加的。关了4个多月，敌人要他做密探，他觉得当密探有机会逃跑，就答应了。为了不使敌人怀疑，他也跟着特务、密探赌博、抽大烟。在梨树镇见到一姓初的地下党员，因身边有敌人，只能假装不认识。晚上去找，这个同志已经不信任他了。直到1936年初（农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小穆棱河见到当伪甲长的地下党员、后来为5军副官长的冯丕让。
事情到此了结了，来的是问题——前面写过的刘曙华的“奸细问题”。
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于“奸细问题”还未搞清，北满已“公然写信与同志们所认为括弧内的共产党员谢文东及成问题的第八军军部，直接指刘曙华为日本奸细”。
对于谢文东来说，5军怎么给我派来个日本奸细呀？即便吉东省委后来解说明白了，你们共产党弄的这叫什么事呀？他能不这么想吗？奇怪、警觉、疑惑，为我所用，是不是也就顺理成章了？
无论如何，刘曙华这8军政治部主任是更难做了。
1938年6月30日，《刘曙华关于八军内部问题给周保中的信》中说：
1师师长秦秀权，让人“回去见到王师长（3师师长王子孚——笔者）千万告诉我秦师长嘱咐：‘你们万不要随刘主任走，他是日本子的奸细，他要将你们领去投降，他现在连军部也不敢回去了，五军也不敢承认他了，他现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八军目前如此之严重，但上级政治工作者仅还有一个文弱无能的我，就然再长生三头六臂恐怕是白费力气，（毫）无所成，甚至于连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军（当然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头颅而着想，如果党认为［需］要用我的热血与头颅来更巩固革命的基础的话，或者最低限度能够换得八军转好，那么我定然不惧一切去斗争工作，可是八军现在怎样）。”“（与）其等着人家将我暗杀或驱逐，还不如早离开他们呢？”
一些老人说，在咱们党领导的基本队伍里，政治部主任是什么？那是党代表。军政主官各负其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包括重要的军事行动，政治部主任有最终决定权。可在统战部队里，有人表面上对你挺客气，心里根本没把你当回事。一旦形势变化，他翻脸了，你就掉进虎狼窝了。
刘曙华现在就在虎狼窝里。
刘曙华刚到8军任职，周保中即给谢文东写信，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可在亲儿子、干儿子、干儿子还有干儿子的8军，谢文东连周保中的话也是想听就听，刘曙华又能怎样？不过，有吉东省委和5军在那儿，“括弧内的共产党员谢文东”，也不能不多少给点儿面子。可进入1938年后，斗争环境越来越艰难，一些人明里暗里跟敌人眉来眼去时，刘曙华的处境就骤然凶险起来。况且，他又是个容易受到伤害的人。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动辄拿“奸细”说事，念念有词：这可是你们共产党自己个说的。
没有党员、没有党组织的救世军，参加了西征。什么都有的8军，却按兵不动，为什么？刘曙华说：“因为他们怕我领去‘投降’了，这就是用来阻止我率队远征的对策。”
几个月前，刘曙华还希望能给8军增派政工人员，可现在他不希望再来人了。
3师政治部主任金根，4师政治部主任柴荫轩，已经被杀害了。再来多少人，还不是进了虎狼窝吗？
就在刘曙光写着“连自己的革命的性命也送在八军”的信时，他正率领一支20多人的小部队，在桦川县的山林里奔走。王子孚要带3师投降，刘曙华要找到他，劝他回心转意。
在七星砬子见到王子孚，这小子铁心投降，根本听不进刘曙华的话，刘曙华就把工作重点转向基层官兵。他跟着3师，有机会就演讲、谈话，揭露王子孚的阴谋，说明利害关系，劝大家别跟王子孚走。
王子孚威胁他：你坏俺的事，不想活了？
刘曙华冷笑道：你心虚什么？你敢把你的良心掏出来让大家伙儿看看吗？
据说，有些人被刘曙华说动心了，可大家都知道他是“奸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应该听谁的，跟谁走呀？
1938年8月22日，在勃利县通天沟，王子孚下令将刘曙华带领的人缴械，把刘曙华绑在树上。刘曙华大骂叛徒，告诫大家不要跟着王子孚下山投降。王子孚和叛徒割下了刘曙华的舌头，再割身上的肉。
景乐亭之死与“假投降”
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规定：
1。凡在作战中，被敌人俘虏去的人员，不论男女，若系被敌人无条件释放而归还原队者，一律作拐械潜逃同等罪犯处理。2。因战伤而被俘后无条件放回者，原队概不收留。3。被俘去后而有破坏敌之显著表现逃回原队者，须经彻底调查后，才能允许其暂留在队而给以适当工作，顶好是派他再到敌人的另一方面去进行秘密工作，但应特别注意不要中敌人的奸计。4。携带武装便衣工作之人员，被敌捕去后其处理与前三项同。5。被俘虏或被捕后投降敌人，或暗中将我军实情供述于敌而接受敌人工作嘱托机会借口逃回我方者及叛徒处于死刑。6。依照特殊情势，故对于逃兵缉捕拿获者无条件一律处死。
像刘曙华那样，假装答应敌人做密探，寻机逃走归队，时称“假投降”。上述规定中没有如何处置假投降，但通常被认为是政治上投降了，要被开除党籍。
1937年春，汤原县委书记张素被捕。从守备队到宪兵队，5次严刑拷打，他“说了一些牺牲的、反动的、假的人名”，又说了些共产党的坏话，“甘愿给满洲国干事”。他寻机逃了出来，找到党组织，被开除党籍，“以他为革命之同路人方式而来分配他工作”。
1939年1月，3军2师师长兰志渊叛变投降后，敌人进一步加强了对1师的诱降。1师政治部主任周庶泛，请示3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后，决定假投降，以便捕杀前来劝降的叛徒、特务，打击敌人气焰，警示动摇分子。敌人大肆宣传，派几十副马爬犁进山迎接“投降”部队，动员庆城县城学生上街欢迎。由于只有几个人知道是假投降，军心浮动，有的要枪杀周庶泛，有的准备把队伍拉走。结果，虽将敌人诱杀，1师也险些出了大乱子。北满省委认为，“投降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些同志底确出卖了自己伟大革命事业的光荣的荣誉，这种没有民族气节的糊涂行为，简直是罪恶”。周庶泛被留党察看4个月，张兰生留党察看6个月，“若是他声明书不诚恳时，毫不留情地开除党籍”。
3军稽查处处长、原3师师长张连科，因主张假投降被开除党籍。
刘曙华、张素被捕后的假投降，与张兰生、周庶泛的这种假投降，显然是有所差别的。本书 第2章 说过，东北胡子应对难关的一招，就是假投降。这当然不是胡子独有。也有弄假成真的。1934年冬，王荫武的救世军被编为伪警察大队，待到棉衣穿上了，弹药补足了，再大闹天宫般杀将出来了，就是比较典型的假投降。
无论何种情景，共产党都是不准搞假投降的：“以假投降欺骗敌人，这是客观上叛卖行为。”
1938年7月21日，《宋一夫、周保中给五、七军党干部重要指示信》中说：
有长期斗争历史的景乐亭同志，应该成为七军中心支柱。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印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
1939年，“第七军系统匪帮军长景乐亭等一五〇名盘踞于抚远、同江县内，与苏联保持密切之联系。在本期将有意投诚之部下永远予以枪毙，至于整顿内部，屡次袭击乌苏里江航行船舶、集体部落，或于九一八纪念日前后袭击各处等而气势大振，乃为第二路军系统匪帮中活动最为频繁者。”
1940年4月（无日），《西返经过纪要》中说：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及伪满军五千余人，大举出扰虎、饶、抚远一带，第七军各部陷于饥疲不堪，弹尽粮绝，而敌长期围攻，情势险恶之际，景乐亭放弃全军部队之掌握，仅率少数部队，避走饶、虎之间，煽动部下，密图投降日寇。因下级干部之疑虑渠有异谋而加警戒与不受煽动，景之密谋未遂，乃藉病越界过江东，×××（第一个“×”为原文，后两个“×”为某人名字，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