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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立志让姜新周和甘凤山回去报告，自己留了下来。
五十年后，老人说，我们三个在独木河子待了一个多月，弄到粮食两千多斤。这在平常不够塞牙缝的，可那时部队在山里吃树皮，有没有这点粮食大不一样。特别是对于伤病员，那就是活下去的希望。那时什么都保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就是干好让你干的事，不知道7军还有没有、有多少像我们和老顾头这样的关系。地方党组织早没了，没有“证明书”根本进不了部落。我们3个转了好几个地方，见到人，搭上话，有的回去就向敌人报告了。好不容易跟老顾头他们拉上关系，哪能轻易放弃呀？
第三天拂晓，敌人上山了。
这时，单立志熊瞎子蹲仓般躲在棵大树洞里，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近，乱糟糟的都是踩踏树叶的声响。他以为一会儿就过去了，谁知敌人就在那面山上转来转去，天大亮了也不走，有个小子还拿枪托咚咚地捣一阵子他藏身的枯树。听到脚步声往山里去了，单立志好不容易从树洞里探出个脑袋，敌人又回来了。又折腾一阵子，就听见开启饭盒的声响，和吧唧吧唧的吃饭声。
说不清敌人什么时候走的，反正单立志是爬不出那个树洞了。
那是个两丈多高的松树筒子，两人合抱粗细，被雷劈后树头没了，接雨水，树心就烂，烂下去两米多深，外面的树枝还是活的。穿件老羊皮袄下去，刚好能转开身。已经下过第一场小雪了，潮乎乎的树洞里已经结冰了，老羊皮袄也不顶事，一会儿就透心凉。更要命的是这种比立正还立正的姿势，手脚麻木，身子都僵硬了。
他没听到老顾头的脚步声，听到了“单同志”、“单同志”的叫喊，上面伸下来一只手。
1932年11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二号》中说：“钱的问题使我们许多工作受到很厉害的影响，许多决定都成为空话。”
从枪弹到衣食，那时是有钱就能买到。而从1938年开始，就不仅是钱的问题了。前面说了，杨靖宇牺牲时，胃里没有一粒粮食，身上有6660元钱。张秀峰投敌时，带去9960元钱。杨靖宇身边的最后两个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牺牲时，身上也带着几千元钱。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笔笔巨款。
写于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游击队潜居深山密林中，与群众关系几乎完全断绝了，整天为了吃饭忙。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所谓军事活动，实际不过是（以）军事力量去解决给养和供给。所谓“打给养”。
北满叫“打给养”，南满叫“赶给养”。而“打”也好，“赶”也好，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几乎都说了这样一句话：“枪不响，肚子就响。”
王传圣老人说，归屯前是走哪吃哪，归屯后就得背带干粮、粮食了。程斌叛变后，1路军打的许多仗，都是奔粮食去的。攻打大蒲柴河镇，少年铁血队冲进伪警察署，砸开一间仓库门，里面全是弹药。这当然也是好东西，赶紧往兜子里装，可这时最缺的是粮食。听说小蒲柴河有粮食，赶紧去打小蒲柴河。
曹曙焰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两个兵，叫狼拖走了。不是一群狼，就两只。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全副武装，饿得趴那儿不能动弹了，你有什么办法？
杨效康和张泉山，说他们饿得连睡觉打鼾的气力都没了。更多的老人说，那时打伏击，大概瞄上了，就得赶紧“搂火”。那人饿得头昏眼花，你想瞄准点，再瞄一会儿，眼冒金星，天旋地转，什么都看不清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枪要吃，人要吃，人要饿得慌，那枪吃得再饱，也要打了折扣。
1938年冬，7军补充团夜袭七虎林河附近的后半子场。守敌是日军一个骑兵小队，住在个大地窨子里。一个姓曲的排长带个士兵摸上去，把哨兵干掉，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死死封住门窗，二十来个鬼子和二十来匹军马，都被打死了。
战前情报，敌人运来一大批给养。补充团倾其所有，吃顿饱饭，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就有了这场漂亮的歼灭战。打扫战场，哪有呀？后来得知，还未运到呢。
砍些马腿扛回来，懊恼得像打了败仗：急什么呀，再饿两天不什么都有了吗？
1路军直属队截获两辆汽车，什么“好贺儿”呀？爬上车一看，好多香蕉。天冷，冻了，香蕉皮变黑了。这是什么东西呀？有人说是“日本茄子”，连皮吃。
打着什么吃什么，什么也打不着饿肚子。
老天爷、土地爷助阵，夏天历来是抗联最活跃的季节，自然也是多打仗、多筹粮的黄金时期，可储存又成了问题。为了保密，防止出叛徒连锅端了，通常都是分散藏于多处，每处够十几个人的小部队吃上一两个月。冬天扒开雪埋起来就行，夏天最好是用缸和坛坛罐罐封好，埋在地下，可山里哪有这些东西呀。雨淋了不行，潮了也霉了，藏在山洞里，弄不好就是给野兽储备的了。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打仗，就是一袋烟工夫的战斗。打木场，打部落，敌人一个电话，援兵沿着警备道就来了。咱们兵力少，难得分兵打援的时候，那样两袋烟的工夫也打不下来，打下来也得先胜后败。即便是小部落，装备不好，老洋炮、大抬杆顶上个把钟头，援敌也到了。急进急退，一家伙打进去，捞一把就跑。那人饿得前腔贴后腔了，可一见到吃的就红眼了，扛着两袋面能跑出二里地。1939年初，在饶河县打个部落，冲进伪自卫团部，见桌上有些剩饭剩菜，两个战士抓起就吃。我说快打扫战场，快撤，两个人照样狼吞虎咽——那人见到吃的就控制不住了，什么也不管不顾了。
老人慨叹，当初夺枪成立游击队，有时为支枪死多少人呀。那时是拿命换枪，现在是拿命换粮了。打一仗，打胜了，牺牲几个战友，你就活了下来。对付十天半个月，再打仗，再换粮。有时流血牺牲，也换不来。
1937年3月23日，《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张中华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日寇在东北近一二年当中到处实行集团部落建筑，封锁抗日联军，物质经济。给养来源，预先不能不有常年军队斗争给养上的准备，而决定派少数部队，实行屯田制，在森林找适当地点，种大麦作为给养来源，和日帝国主义在满洲作长期抗战工作。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钧同志信》中，转达“西方”，即3路军总部的指示：
给你们的任务须不动摇的按计划执行，绝不允许空谈，特别是屯垦计划更是我们的生命，现在东北的抗日军，谁忽视了这个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
2路军和3路军的这类文件，留存许多。侯启刚的“小兴安岭大计划”，中心内容就是抽调部分兵力，在小兴安岭中屯垦种地。
从1938年开始，3军、4军、5军、6军、7军的后方人员，开始在各地开荒种地。
1940年9月1日，《王效明给周保中的信》中，谈到“后方耕种现在情况”：
虎林后防报告刘副官处共有四垧地，孙司务长处有一垧半，朱副官处有一垧，因下种太晚，可是小苗很旺盛。饶河后防三处共耕6垧，庄稼很好，群众尚有七八垧，秋收可得一部，大旗杆耕种地八垧，剩6垧全数被敌砍坏。大小老等窝群众共耕地六垧，如不被敌破坏，我们可得二三十石，但全数计算尚不足用，仍需努力征发。
王云庆老人说，后期密营的主要职能、任务就是种地了。你这旮旯多少人，得种多少地，打多少粮，有数的，必须完成。我们土顶子密营男女老少5个人，种了3垧45亩，都是包米。饿呀，恨不得把那种子种到嘴里去，结果好多进山雀和花鼠子嘴里了。刚种上，山雀刨，花鼠子扒，小苗出土了也一样给你扒出来吃了。
最可怕的还是敌人。
老人说，因为不断补种，包米长得老少好几辈。7月底，最老的一辈那棒子上的水包米粒已经挺大了，我去5军3师密营办什么事回来，路过个小窝棚，进去歇歇脚。一袋烟刚抽完，听到脚步声。我把小烟袋掖腰上，匣子枪就端起来了，一脚踹开门，枪就响了。门口倒下两个，两旁也是敌人，他们不敢开枪，怕伤了自己人。我可“得把了”（有机会了），前面、左右突突着，这帮小子都往草棵里拱。迎面不远一个砬子似的陡坡，有几丈高，我一下子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