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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与处决侯俊山截然相反的事实，是两次见哥哥之间，程斌招来3团政委李茨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你们看这事该怎么办。两位政委说这事搁谁身上也难受，那也只能是“忠”了。程斌乘其不备，拔枪打死李茨苏，李向前带伤跑走。
据说，下山路上，程斌大骂胡国臣，说你小子让日本子抓俺妈，把俺坑了、毁了，你不是人，缺八辈子德，不得好死。
张喜林，兴京县平顶山人，1937年冬参加1军，1940年初队伍溃散，下山投降。“文化大革命”中，开他的批斗会，问他是不是汉奸，他说是。又问是不是叛徒，他说是。
其实，投降后，伪警察署让他写个“悔过书”，他托人写了交上去了，就拉倒了。伪警察署没问他什么，问他也说不出什么。刚参军时是8号战士，下山投降时是4号。全连最多时50多人，最后就剩几个了，大都陆续牺牲了。而牺牲、没牺牲的，除了号和外号，顶多就知道个姓。要让他讲打鬼子的故事，那倒挺多。参军打鬼子前是个农民，写了“悔过书”后还是个农民，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个农民。
再问他为什么当了“汉奸”、“叛徒”，他说俺实在遭不起那份罪了。
他说，今天才下头场雪，还不到最冷的时候，今晚你们谁试试？不用进山里，就在这院子待到天亮，尝尝什么滋味？现在这人衬衣、裤衩什么的，俺那时就是空筒子棉衣、棉裤，有时有件大衣，也都烧得窟窿眼子的。那时那“天头”（天气）比现在冷啊，大雪没膝齐裆，林子里风像狼嚎似的，俺就这样扛了将近4个冬天。更不用说常常几天见不到粮食，啃树皮，扒雪窝子底下的山里红，饿得前腔贴后腔了。那时呀，不是死，就是降，“当间”（中间）的没有。俺不敢说俺有多少功劳，俺敢说俺不怕死。枪子打身上，眼睛一闭，那不就享福了吗？俺是实在遭不起那罪了，那实在不是人遭的罪呀！
许多抗联老人说，抽大烟的，游手好闲的，娇生惯养的，也不能说就是不行，反正够戗。刚反正的伪军，好吃好住当客待，一些人还是觉得苦得受不了。那时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原因之一，是觉得他们不能吃苦。当抗联，抗到底，那可不是脑瓜一热就行的事。有的人能吃苦，打仗很勇敢，可打了这么多年，这日本子还这么强大，就觉得这抗战没个头了，悲观失望了，这种人也难抗到底。
有老人说，敌人投撒的宣传品中有春宫画，还把女人的小衣服挂在树上，挑逗、诱惑你。俺没结婚，连女人的手还没碰，不懂男女事。那时穷人外衣都不够穿，谁家女人还穿小衣服呀？有人明白，一说，俺吓一跳，心里寻思，这日本子怎么什么损招都使呀？那时冰天雪地露营，净弄些树皮什么的糊弄肚子，哪有心思寻思这种事呀？可有人寻思呀。寻思这事容易动摇，“乱婚”，怕受处分就跑。管钱的意志不坚定，拐钱跑了，通常是寻个地方迷起来过日子了。犯别的错误逃跑的，投敌叛变的就多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就是贪生怕死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是经过激烈抵抗后，负伤被俘的。冯剑英也是一样，而且上大挂，灌凉水，坐老虎凳，装在麻袋里摔，被施尽酷刑，坚不招供，堪称威武不屈的硬汉。鬼子就说冯先生是大大的英雄，皇军大大地佩服，以礼相待，给他和妻子具恩惠（柳河县委妇女部长，双脚冻伤后被捕）安排个很阔气的住处，好吃好喝，并给疗伤。伤好后，长岛又陪夫妇二人去沈阳“观光”，冯剑英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讲了。
提起叛徒想到“贪生怕死”，汉奸就是“卖国求荣”，大体没错，但这世界也是千种色彩、万般形状的。不排除有的汉奸就认为中国的统治者腐败无能，日本人能帮助中国富强，当然也不排除这种信念的破灭。冯剑英在酷刑下威武不屈，应该有种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崩溃也是变节的重要原因。投降、叛变的原因林林总总，后面还将写到，许多人是像张喜林那样实在遭不起那罪了。
程斌投降时，东北抗联正从春暖花开季节步入严冬。生于富人家，没吃过苦，可他抗战也快8个年头了。说他怕死？胡国臣等人“归顺”时，正值日寇对“归顺匪”杀与利用的分界点上。别看眼下蹦得挺欢，谁知道油水榨干后，那把骨头会不会被扔进狼狗圈里？
“海乐子”朱海乐举旗抗日时，为表明义无反顾，又担心日寇报复家人，竟然把妻子杀了，实在匪夷所思，恐怖至极。可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多少人已经作了可歌可泣的选择呀？
杨效康十九岁参军，已经有了儿子。木盂子伪警察署把他妻子和大舅哥抓起来，让岳父上山找他。在吊死鬼沟，他听见岳父喊他的名字，刚要答应，看见岳父后面的树棵子里有伪警察。敌人又让妻子抱着孩子上山找。杨效康把仅有的几元钱掏给妻子，又脱下身上的夹袄给她披上，说你能等俺就等俺，实在过不下去就再找户人家吧。
杨太和的妻子在山里找了几天，一双小脚都肿了，哭哭啼啼地劝他回家。杨太和强忍住泪，那话跟杨效康一般无二。
1934年8月4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闯进赵尚志家，将父亲抓走。《滨江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个消息，接着《赵父告不孝子赵尚志及其弟兄书》，就被飞机大量撒到哈东游击区。看到“现在父身患重病，神志皆乱，命在旦夕”，赵尚志就给官兵讲古人“从其治命，不以乱命”的典故，说明和父亲早就料到可能有这一天，约定信中若有“乱命”二字，即是言不由衷，不可听信。又道：为国尽忠是俺爹的意愿，为国尽忠就是给爹尽孝了。
程斌则是为了母亲，什么都不要了。
再说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秋，柳河县委在日伪“讨伐”中受到严重破坏，杨靖宇派磐石县委委员冯剑英来柳河任书记，重组县委。此人很有活动能力，第二年春天，党员发展到60余人，反日会员1000余人。1935年7月，通化中心县委被破坏，柳河县委升级为中心县委，隶属南满特委领导。
上级特委、下级县委及基层党组织、各级反日会，还有辖区内的抗联队伍和其他反日武装，一个中心县委书记知道的机密是太多了。
胡国臣、安昌勋等人被俘，南满省委被破坏，与冯剑英的叛变有直接关系。
前面写到汤原出个叛徒，中心县委即被破坏。那叛徒李元珍只是个普通团员，被捕的中心县委领导宁死不屈，坚不吐口，那线索就断了，敌人的下一步就没了路数。而冯剑英、胡国臣、安昌勋在东边道几县党和抗日武装中，则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组成了一条叛徒链。每个叛徒都掌管一方天地，上下左右、枝枝蔓蔓一个情报网。
再加上个程斌，军队和地方，全了。
6月29日，被程斌裹挟下山投降的是60人。程斌又派人上山通知1师其他部队投降，3团、6团又有部分人员下山。总计投降115人，携平射炮1门、机枪5挺、自动步枪2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
师长兼政委而被称为司令，是因为游击区、根据地有地方武装，还有许多统战的山林队。程斌叛变，1师瓦解，主力垮了，这些队伍没了主心骨，有的散了，有的降了，剩下的也势单力薄，没什么战斗力了。
桓兴县委也不存在了。李明山组织有关人员，在第一时间向东转移，找1路军主力上队去了。明摆着的，留下来只能是白给。
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凤城几县的党组织、根据地，都是在1师的威力和帮助下建立的。各地密营分布，粮食、枪械、弹药储藏地，以及交通线和地下情报、联络点等等，都在程斌心头装着。更不用说这只狗又用他轻车熟路的游击战术，领着敌人追打抗联了。
笔者采访到的1军老人，都说归屯把抗联归糟了，程斌叛变把杨司令叛毁了。
冯剑英叛变后，被留在长岛工作班，名为翻译，实是高参。一天，杨靖宇得知他带几个人在桓仁马架子活动，立即让王传圣带路，连夜赶到那里。这小子对抗联威胁太大，必须除掉他。将村子包围，逐屋搜查，把他的枪、文件包、衣服和鞋都找到了。分明没走多远，就是没人。搜查几遍，也没找到。
程斌叛变后，杨靖宇曾给他写信，说明叛国投敌不会有好下场，希望他迷途知返。
程斌欺骗官兵，说咱们是假投降，糊弄日本子，弄足给养再上山。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