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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领导明了张传福的处境，几次要他带家人上队。张传福说不行，俺拍拍屁股走了，乡亲们就得遭殃了。
时德正老人说，开头给抗联送粮，有个挺大的官，劝俺上队。不少人都被劝过。一听这话，俺就为难。老黑山宪兵队抓人，头两批是绑着押去的，后两批不绑，也没警察押着，都是自己个去的。有像你一样采访的人，说你们怎么那么听话，怎么不跑不反抗呀？俺们可以豁出去，爹妈和老婆孩子呢？去趟老黑山买把锄头得“行路证”，出屯子种地、割柴火都有钟点，一家老少几口人，多大年纪，都在人家本上记着。二道沟多个抗联小孩，让日本子折腾个底朝天。不用多，上队两个，十家连坐，一屯子人还剩几个？后来那个大官也明白了，说你们要都上队了，大家伙儿喝西北风去呀，这样子对抗联帮助、贡献更大。
老人叹口气：张传福是为了俺们活，他才死的呀。
年底，张传福再次被老黑山宪兵队抓去，被押到牡丹江铁岭河“模范监狱”，1941年3月25日被杀害。
敌人始终未发现片底子密营，那里一直是1路军、2路军的活动据点。抗联过界去苏联后，派回来搞侦察的小部队，常在那里歇脚、养伤。二道沟人一如既往地给他们送粮，通风报信。
李为奎在沟里奔楼头种了几亩包米，抗联的人见了，说到时候俺们就收了。
李为奎说：俺就是给你们种的。
“大中华”与“小日本”
高元亮老人说，俺家原来住在和光，二道沟凑不够20户人不让建屯，张传福去动员俺爹。俺爹说，那地场深山老沟，狼虫虎豹的，一寻思都吓人。张传福说，狼虫虎豹能咋的呀？那地场咱们出来一趟不容易，日本子进去一趟不也一样吗？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一听这话，俺爹拍拍脑袋，说瞧这臭脑子，想哪去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辈闯关东，是因为天灾，还是源于战祸。但我知道，他们在碾子沟那深山老峪中与狼虫虎豹为伴，除了那儿土地肥沃外，还因为那儿远离尘世，也就远离官家。所以，中学时代学习西汉戴圣的《苛政猛于虎》，就特别容易理解。
1937年9月5日，周保中“于九军行营军本部”“政治讨论会”上作的报告《关于中国历史问题》中，说：“向来中国的官儿只知贪污，只要肯丢腰包，一切事情都是好办的。”
我接触到的我的爷爷辈的那代人，因为没文化，没有“贪污”、“受贿”、“腐败”这样带点文化的词儿，而是前面已经说道过的“刮地皮”、“勒大脖子”。20世纪50年代末去世的我的爷爷，和他那些庄稼人的老哥们儿一样，生前一直称“国家”、“政府”为“官家”，把今天称做“公务员”的国家干部叫“官家人”。笔者采访本书时，在那些八十多岁的乡间老人口中，仍能听到这类好似已经老得发霉了的词句。
是“官家”，而不是“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官们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这个国家，再把它承包给各级官员。从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们，自然要为自己的官帽负责，也就是为比自己大的官负责，最终都为皇帝负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论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无论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至于老百姓能够排得上号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缴纳赋税，供官员们挥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既然国是官们的家，那在自己家里取用什么，还能有什么问题吗？
古装戏里，老百姓是有击鼓鸣冤权的。可若是碰上了昏官，或是收了银子的贪官，那就是送上门去了。权力就是法律，就是印钞机，在官家那儿找不到公理、正义，老百姓还要活，怎么办？一个“义”字就大行其道。最普遍的是老乡观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忙就得帮。二道沟人那样齐心抱团，与他们都是山东日照人，不能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比较普遍的是磕头拜把子，“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哥们儿义气，两肋插刀。大户人家，七狼八虎，膀挨膀一帮精壮后生，“警察狗子”和一些恶势力也要畏惧几分。小门小户，势单力薄，就得互相依存，拜把子是最便捷的方式。“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比较典型的是“在家礼”。类似“在家礼”的会道门，旧中国一个县少则十几种，多则几十种，屡禁不止，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官家靠不上，只有靠自己，靠天然的老乡关系，及包括磕头拜把子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哥们儿义气的组织形式。《水浒传》在明清两代成为禁书，并不是因为一些好汉滥杀无辜，而是因为反官家（书中称“官府”、“官军”）。而那一百单八将，除个“义”字，再无其他。连刘备这样的皇叔、国君也难幸免，竟将个“义”字置于蜀国利益之上，那桃园三结义却被视为千古美谈。至于“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的徐文海，无论怎样死于日寇之手，那头脑中可曾有丝毫的国家、民族意识？
更不用说到了“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本来最该与这片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也就是这片黑土地的真正主人，有的跑了，有的打一阵子降了，有的干脆就一头投进了能继续给他们乌纱帽的侵略者怀里。
“满洲国”十四年，“正经人家”的我的祖辈中，没一个人挺身抗战打鬼子，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羞愧、悲哀，甚至耻辱的。可再想想，又该怎样责备他们呢？
1935年11月22日，胡风为萧红的《生死场》写的《读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界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在那辽东大山的碾子沟，我的祖辈知道自己来自莱州府，还知道那碾子沟北边不知多远的地方有座奉天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不知道碾子沟属凤城县，就像不知道奉天城被日寇占了一样。从山东家到东边道，一辈辈不知道生而为人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只知道自己生来就是被官家管着的。他们怕官、躲官，蹲在那大山里，没有村屯（街道）门牌户口。只有见到哪儿升起缕炊烟，又来了一户人家，跑去唠上一阵子，才能知道点外面的信息。但是，说他们“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他们会反感，不同意。因为闯关东本身，就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是子民对父母官的一种挣脱。他们是揣着一个梦奔来黑土地的。提到农民，千百年来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我的三个奶奶还要脚底朝天。开荒、种地、栽树，那“三寸金莲”支撑不住身子，是跪着爬着忙碌着的。无论我的祖辈怎样老老实实地当了14年亡国奴，他们的勤劳都是足可以代表中国的劳动人民的。这样的家族如果不能富裕起来，这个世界肯定是出了问题。
从我的爷爷辈起，往上数没有读过书的，他们不识字，但你不能说他们没文化。“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穷死不下道”，“老实人长长在”，这类打造“正经人家”的最普遍的哲理名言，今天也没错。可拿到那“满洲国”的时空中，是不是就是顺民了？而这是不是也正是千百年来的愚民政策的结果？
关于我的岳父的文字，是像正式采访一样，边听边问边记的。我的父亲是1979年去世的，那时距接受采写本书的任务，整整还有10年时间。我的祖辈闯关东后及其在“满洲国”的生存状态，大都是从1974年去世的我的很会“讲古”的老爷爷的口中，不经意间断断续续获知的。就无从问询，也有些迷惑，果真就蒙昧到不晓得那时的灾难和罪恶，都是弄出了“满洲国”的侵略者弄出来的吗？
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一部分落后群众（尤其是农民之一部分）之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不问政权在谁手里，纳税征租是一样的，只希望迅速安定地方，以便耕作。
如果那次去我家抢劫的不是胡子，而是被称做“屯匪”的开拓团，我的祖辈会照样殊死抗击。如果我的祖辈不是住在碾子沟，而是二道沟，或者仙人洞，主动或被动地，他们会知道些闻所未闻的做人、做中国人的道理，成为那红地盘的成员，为抗战做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