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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芷山、张海鹏、吉兴、丁超等东北军降将，和他们率领的东北军，以及于琛澂新编的队伍，构成了“满洲国”最初的伪军。
当于芷山脚踏两只船，还在举棋未定时，张海鹏已经披挂上阵，在江桥之战中成为日寇的马前卒了。接着，又以前敌总司令之职进攻热河，并当上伪热河省长。于芷山等人，当然也不甘人后。若说他们都是死心塌地地效忠主子，也不尽然，但在“讨伐”义勇军、抗联中，个个双手沾满血腥，使出浑身解数。
不过，在主子眼里最出色的，还应该是于琛澂。
“于大头”生性剽悍，又有智谋，而且与绿林出身的于芷山等人不同，对新思想接受较快。他与郭松龄搞到一起，除了权欲外，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他指挥的部队，通常也比较有战斗力。冯占海的义勇军，主要就是被“于大头”的伪军击败的。
从1937年夏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当然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具体到人是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赤膊上阵，特将4师团调到三江地区，又把正在东边道“讨伐”的于琛澂调来，任伪第3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并为他配备一架专机。这是他最受主子信任的时期。这个人模狗样的地头蛇，为主子出谋划策，指挥伪军配合日军“治标”、“治本”，特别是大搞“集团部落”，使抗联陷入困境。为表彰他的“治安肃正功勋”，日本天皇授予他“一位菊花大勋章”，“康德皇帝”授予他“一位景云章”，伪三江省省会佳木斯的佳木斯公园，还改称“琛澂公园”，第二年即被提拔为伪治安部大臣。
“于大头”瞧得起的“小二”没几个，偏偏又被“小二”管着。别看表面上在他这位“大王”面前，一个个“哈伊”、“哈伊”得三孙子似的，背后随便捅咕一句，就够他喝一壶的。他觉得憋气，除了跟伪军发发牢骚外，还借“耍酒疯”向日本人发泄。
日本人好酒，而且几乎喝酒即醉，醉了就闹。日军讲“阶级服从”，官阶高的有错的时候，部下不敢反驳。可喝起酒来就没这个了，似醉不醉中损他骂他几句也无所谓，第二天去办公室向他赔礼道歉：昨天我实在喝醉了，有很多失礼之处请阁下原谅。他哈哈一笑，不但不怪罪，反倒夸奖你坦率直爽，可交朋友。“于大头”外表粗野，却内心细巧，机敏过人，又有一副海量，每次喝酒都是主角，大耍酒疯。连关东军现役中将（伪军中的顾问、指导官，不少是预备役）、伪治安部最高顾问竹内这样的“小二”，也不放过，一样耍弄，使大家尽兴，觉得这人对脾气、合得来。伪官们则认为他敢跟日本人来这套，有种，是条汉子，人气大增。至于他自己，那份得意就不用说了。
像于琛澂一样，于芷山、张海鹏在自己那方天地里，原本也是说一不二，张口就相当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如何受得了“小二”的管制？可受不了又能怎样？于琛澂每周六举行家宴，请伪军高官吃喝，有时还借打麻将输钱，笼络人心。这当然是犯忌讳的事。熙洽、于芷山也每月轮流请一次，被日本宪兵调查就拉倒了，于琛澂照请不误。日本人说：于琛澂嘛，他向来是不拘小节的。
1935年秋，于琛澂访日期间，会见能够左右日本朝政的黑龙会头子头山满。谈到“满洲国”的治安、移民、鸦片专卖、“民族协和”，头山满有时点头，有时摇头，甚至提出批评。于琛澂不理会，管自侃侃而谈。
回到住处，给于琛澂当翻译的他的侄孙于也华说：二爷，你今天讲得是不是过火了？
于琛澂笑道：他不满意又怎么着？别看他们说杨靖宇、金日成是“匪贼”、“匪首”，内心里对这些人其实是很敬佩的，认为他们有民族气节。对咱们呢？表面上甜哥哥、蜜姐姐的，那心里不知骂你多少遍猪狗不如了。你再在他面前装孙子，谁还把你当盘菜？俺说的那些事，他们心里明镜儿似的，不过想掂掂你的斤两而已，俺是那么容易掂的？你年轻，不懂，好好学着吧。
也是算天才演员了，比起溥仪、张景惠来，只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罢了。
不过，论起当奴才的道行，实践证明谁也比不了溥仪和张景惠。
日寇侵占热河，张海鹏被任命为伪热河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长，身边一群“小二”，他能高兴吗？溥仪由“执政”而“皇帝”，张海鹏去参加“登基”大典，回来一看，自己的亲信都让“小二”调走了。这个“张飞”拍着桌子就骂开了，“小二”们把身子绷得溜直地“哈伊”，那模样大嘴巴子扇脸上也一样“哈伊”。第二天，顾问部就将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张海鹏不用说了，亲信们那个得意呀，说司令官是张飞转世，谁敢惹？
两个月后，高级顾问关原六大佐去趟“新京”回来了，对张海鹏说：老将军平日常说愿在皇上左右，我们体会老将军的心愿，请老将军去到“新京”，在皇上左右当全国最高侍从武官长吧。
张海鹏已经六十六岁，该退休了，让他去溥仪身边当个“警卫员”也行。可于琛澂才五十五岁，且精力充沛，应该说是年富力强，更不用说那些征战“功绩”少有人能比了，怎么也被授予个“将军”（“满洲国”称元帅为将军），高高地挂起来了呀？张景惠都七十四岁了，那“满洲国”要不垮台，不还当他的“总理大臣”吗？
于琛澂自以为得计，时间久了，鬼子能不明白吗？
当了狗了，还想对主人汪汪两声，以显示奴才的尊严和能耐——于芷山的这一幕发生在1932年7月（又说是10月）。这时他好像还脚踏两只船，实际那天平已经沉甸甸地垂到汉奸这条贼船上了。
关东军给这位伪奉天省警备司令官配了个少将部附，叫掘内一雄（这小子给自己起个中国名字“满良”，即“‘满洲国’的良民”）。“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各军署中就有日军顾问，与今天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于芷山好像有点儿不大适应，这个走狗觉得这是身后跟了条狗，就依然回到原东边道镇守使署的海龙县山城镇老巢。这当然要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而于芷山自恃有7个旅，没把日本守备队那点人放在眼里，而且不时还往北平瞥几眼，就不大听主子的，甚至跟主子拍桌子——越是走狗越要显示自己不是走狗，这是种什么“走狗心理学”？
一天晚上，驻山城镇日本铁路守备队，突然包围了于芷山所在的德裕粮栈。这粮栈是个城中城，院墙高厚，四角炮楼，一个装备精良的卫队连守卫，可见是日军，谁敢动手呀？日军闯进来，冲黑暗处射击、投弹，到处搜寻于芷山，见人就问“太君的在哪里”。这德裕粮栈是于芷山开的买卖，地形地物自是熟悉，爬梯子翻到隔壁粮栈，钻进个麦垛里，连部下都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日本人如何找得到？
有人说这是“一次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其实，日本人真若把于芷山干掉了，他手下那帮死党能老实？东边道乱套了，日本人岂不是更麻烦？因而，这更可能是一次驯狗行动，揍一顿，让你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而经过这一劫，于芷山也果真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学乖了，老实了。
东边道镇守使署所属3个步兵团，1团团长姜全我带2营驻守凤城县城。“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早晨，官兵毫无知觉，照样出操。日军派个翻译和两名军士，说找姜团长有事。哨兵认识这个翻译，顺利进入军营。姜全我在被窝里被叫醒，翻译说守备队板津队长请团长有事相商。走到日军设伏地点被俘，又被日军带回营房，这位少将团长就下令部队投降。7连田连长不降，姜全我的儿子在7连，说你抵抗俺爹就没命了。日军一枪未放占了凤城，姜全我则一路高升，直至热河省长。
1935年秋，日军在札幌附近举行陆军大演习。天皇以三军最高统帅身份，邀请各国派遣武官团参观，于琛澂是“满洲国”武官陪观团团长。各国武官相见，除德国和意大利外，没人和他握手。演习结束举行宴会，当日本天皇举杯为哪国元首的健康干杯时，全都起立举杯。轮到“满洲皇帝”了，除了日本人、汉奸和德意两国武官外，没人响应。于琛澂后来感叹：“这个汉奸也不易当啊！”
无论这汉奸当得如何不易，也无论奴才对主子有多少意见、牢骚、怨气，溥仪如何“苦大仇深”地活生生地忍着，于琛澂怎样动辄寻机发泄，能够驱动他们，使那对国家、民族的一身冷血沸腾起来的，都只能是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