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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叫“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1932年的这一天，从黑金河到半截河子屯的官道上，急匆匆走着五个年轻人，身上背着麻袋和背包。时令已是初冬，河边结了冰碴儿，庄稼人都在场院里忙活着。
进了屯边一个破土围子，放下东西，为首的赵华瑞和李福臣对视一下，赵华瑞开口道：一会儿同志们就到了。“今儿个”（今天）不同往常，今个是咱们拉队伍的日子。咱们都是管事的，一会儿“自己个”（自己）要说什么、干什么，都再寻思寻思捋一捋，别到时候弄得“秃噜反帐”（啰啰唆唆）、“半拉克叽”（丢三落四）的。
第一个赶到的小伙子，不到二十岁的样子。空筒子棉袄半敞着，黑夹裤上缝了不少补丁，一双牛鼻子傻鞋。进土围子摘掉狗皮帽子，刚剃的光头上热气腾腾。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个红布条，不知道交给谁。赵华瑞接过来，看看上面的号数，对上花名册上的号数、姓名，高兴地拍着小伙子的肩膀：你是咱们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队员。
每个队员都有个写着数字的红布条，从1号到45号。这一天，身上揣着红布条到这半截河子屯来的人，就是红军了。都是各区委选送的，其中1/3为党团员，其余为积极分子，当时叫“坚决分子”，朝鲜（族）人占一多半。还有三个女队员，也都是朝鲜（族）人。80％以上为农民，其余的是铁路工人、金矿工人，还有几个猎人。
有两个人没来，一个病了，一个被父母看住了——后来也都参加了。
李福臣喊站队、站队。庄稼人没排过队，有的也不大明白“站队”是什么意思，念过书的明白，就很认真、严肃地乱了一阵子。
赵华瑞讲话：同志们！从今个起，咱们的队伍就拉起来了，大家伙儿就都上队了。咱们不是张学良的见了日本子就跑的奉军，更不是祸害老百姓的胡子，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日本子、打地主老财和走狗的红军。亡国奴的滋味不是人受的，老百姓都指望着咱们这些人，咱们要保护咱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受日本子欺负。咱们都是党团员和坚决分子，咱们要给中国人做脸争气，就是让日本子打死了，也不能装熊！
李福臣宣布红军游击队纪律，听从领导，服从指挥，维护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东西，尊重妇女，作战勇敢，关心阶级兄弟，等等。
接着宣布编制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李福臣，支部书记赵华瑞，下设3个小队，也都任命了负责人。
李福臣和赵华瑞打开麻袋，开始分枪。
1支俄造连珠枪，1支别拉弹克（一种威力很大的俄造单发猎枪），两支匣子枪，10来支铁公鸡（一种单发手枪），剩下的都是老洋炮。这些枪是“九一八”事变后，县委积攒的家底，有花钱买的，大都是各级党组织收集的。
李福臣说没分到的别生气，咱就这些本钱，有了本钱就能生利。
胡子还有个报号呢，这红军游击队叫个什么名字呀？有的说咱们是汤原人，叫“汤原游击队”。有的说县委讲“创造苏维埃红军”，就叫“汤原红军”。都觉得叫“红军”没错，“汤原”两个字也得有，那也得从全国往下排呀？有人说全中国有多少红军，怎么排的，俺不知道，听说南满有个32军，这么排，咱们就叫“中国工农红军33军汤原游击队”吧。
红33军汤原游击队，就这么诞生了。
近一半人徒手的游击队，向山里进发，去杨家屯缴地主杨发的枪。
杨发家的大院套，青砖围墙两人来高。那时去个屯子，老远就能看到这样的大院套。东北胡子多，民间枪也多，有钱人家高筑墙，养枪养炮手，防胡子。像汤原县太平川姓耿的大粮户，有300多支枪，4支手提式，2挺机关枪，10门小钢炮，炮手能编制一个营。炮手把胡子打死在院里院外，东家赏钱不一样，院里加倍。那时谁家养个有名的炮手，打枪百发百中，就能镇住一方胡子，当然东家是要出大价钱的。一些较大的村屯还组织队伍，有钱人出钱，当头，穷人出人，叫个“自卫团”什么的，民间都叫“大排”、“大排队”。“九一八”事变后，遍地起胡子，连一些县城的有钱人也纷纷组织各种武装，保护地面。
两个壮汉蹲在墙根下，一个更壮的汉子在上面，把块绑着绳子的百来斤的大石头，“咕咚”一声过墙去，一个个就拽着绳子翻过墙去了。
胡子偷袭、抢劫有钱人家，常用这法。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这回游击队也“吃”上了。
杨发披着棉袄，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黑灯瞎火辨不清进来的是些什么人，点头哈腰地说兄弟们屋里坐。又回头喊老婆：屋里的，快掌灯，给兄弟们烧水。
赵华瑞说：杨发，你听好了，俺们是打日本子的红军游击队。反日救国，人人有责，日本子来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俺们游击队缺枪使，你老杨那5支枪放着也生锈，先借给俺们用用，俺们打借条，打完日本子就还你。
大兄弟讲得有道理，俺杨发也是中国人，早有心反日。只是这枪是前几年的事了，这两年兵荒马乱的，早叫胡子起走了。杨发点头哈腰地哭穷。
李福臣道：你那枪埋在哪场，俺们早知道，不信，咱们去起？劝你还是趁早放明白些，给自己个留个反日的名声，比什么都好。
那是，那是。这小子还想继续耍赖，李福臣和赵华瑞的匣子枪，就从腰间拔出来了。
有人是舍命不舍财，杨发是要命不要枪，其实哪至于呀。如果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了，那也就是翻一翻。没翻到，有人气不过给他几下子，赵华瑞还得赶紧制止。
从地窖里抱出5支三八大盖，包着油布，乌油发亮，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老杨，谢谢你了，打日本子有你一份功劳。李福臣说着，带队伍走了。
出师得胜，大家兴致很高，继续向山里进发，去创立苏维埃政权。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宋朝理学家绍雍的这首《蒙学诗》，就算是不知哪朝代的何方人士写的，诗中的景象，也肯定与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无缘。
以很零星的农家形成农村，一般的相隔数里或数十里，有几家或十几家的农村家（聚居的至多十几家）。多半以一地主的土地形成一村，在这一地主之下住有一、二十家佃农。
这是1930年5月22日《张光前关于清原、柳河一带农村状况的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话。清原、柳河属南满，南满是东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北满，人称“八十里为邻居”。而在北大荒就是走上几百里，有时也难得见到一户人家。“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怎么会是这样子呀？因为它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没见过人，不知人为何物，瞅着稀奇，不知躲避，甚至想亲近你，你就棒打瓢舀锅里炖吧。
如今到哪儿要住宾馆，到乡下也得找个小店住下。那时到乡下见到人家就进去，叫“讨宿”、“讨个宿”，主人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用见外。再穷的人家，大子小豆饭就咸萝卜疙瘩也管够。那时见到个外人稀罕、亲哪。“老客”从哪疙瘩来呀？“老客”通常指生意人，属尊称，类似于今天的师傅、老板。俺从“山东家”来。东北大都是山东移民，最初闯关东的都是俗称“跑腿子”的打工汉，春来秋去，提起山东要带个“家”字。俺祖上也是山东家的，你是山东家哪疙瘩的呀？越唠越近，黑灯瞎火唠半夜。
那时在北满，“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从关里来的“跑腿子”，有的给种粮大户扛活，叫“扛年头”、“吃劳金”，有的搭个窝棚，人称“跑腿子窝棚”，开荒种地。看到哪儿冒起缕炊烟，有伴了，高兴啊，跑去看，唠得热乎呀。这家哥几个，认识老大的，就叫那儿“刘老大屯”，认识老二、老三的，就叫“刘老二屯”、“刘老三屯”，逐渐统一为“刘家屯”。或者在当地娶个媳妇，或者回山东家把家小带来，刘家屯就人丁兴旺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或者一场洪灾，房倒屋塌，或者一场被称做“瘟病”、“瘟人”的传染病，刘家屯就没了。
如今被称为“红松之乡”的伊春，全市行政区划面积32759平方公里，1939年只是汤原县一个行政村的辖区，叫带岭村。如此，读者就不难想见当年那地方是多么空旷、荒凉了。
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仅有的三五百户的村庄上，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这是“北方会议”决议中的一句话。北方会议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