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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发。
同年9月（无日），《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给北满临时省委全会的意见书》中说：
总司令赵同志今后不应该随前防出远征，这是在责任上，领导上，特别目前日速频变的时期，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必移动，并须要扩充总司令干部，尤其政治工作干部，一定领导集体化、统一化，使联总逐渐走到统一领导机能。
从只有13个人的珠河游击队，到哈东支队、3军和联总，无论赵尚志有多少什么样的职务，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他是个领兵打仗的人。开辟珠河、哈东游击区，东进、北上和两次西征，主力部队和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战场瞬息万变，他不能坐在司令部里，让交通员跑上几天、十几天，去传达他的命令。即便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有了电台、电话这些通讯工具，共产党的队伍也是讲究“靠前指挥”的。主要作战方向的得失胜负，是决定战略全局的，他必须出现在那里，随时决定攻守进退，而且充满自信。
他是东北抗联中率军打仗最多的军长。
问题是他太自信，而且不止是军事行动。
有老人说，他这人得有人常提醒、敲打点，不然就可能一条道跑到黑。他这人固执，自视很高，但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对，什么事情都是强项。你能说服他，他高兴，高看你。金策是最合适的人选，刺头似的侯启刚也行。可3军的活动区域太大，这些人都散在各地，独当一面了。如果李启东、王德权这些老人不过早牺牲，身边有一两个，当面锣、对面鼓地常敲打，后来恐怕也不至于那样子。即便不在身边，如果这些人和金策能坐到省执委扩大会上，结果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跟这些人感情很深，这些人也都敢说话。
无论侯启刚的提醒和金策的意见起没起作用，第二次西征归来，赵尚志是真的不能不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了。省执委扩大会已经不是珠汤联席会议时的一脑门子问号了，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人会赞同他的观点，可在组织原则上，能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吗？他发脾气，耍个性，挺明显的心烦意乱。但是，会议进程和决议基本是按着他的思路走的，这似乎又使他恢复了自信，而自信有时是会把个最聪明的人也弄成傻瓜的。
陈绍宾捎来的那个口信，无论怎样成为千古之谜，客观上也真拿捏得恰到火候。
“大纛所至，强敌披靡！”
在1938年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赵尚志本来应该置身北满，像之前那样“辉军通（北）、绥（棱）、海伦”，如日后3路军那样突击黑嫩平原。省执委扩大会结束不久，“三江大讨伐”就开始了，赵尚志也应该有谱了。
可他现在只能待在“阶级祖国”的“笆篱子”里。
虎困牢笼，牛落井里，那是怎样的16个月呀？
“奸老奤，傻老赵，谢文东瞎胡闹”，无论这个民谣有没有、有多少合理性，傻老赵也好，精老赵也罢，也只有在那“笆篱子”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十、他们的名字叫“汉奸”
第34章 溥仪这个“臭皮囊”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931年11月10日，江桥抗战进入关键时刻，东北军、义勇军苦盼张学良率军出关而不得，溥仪却像条狗似的被日本人牵来了。
这天傍晚，这位末代皇帝的“龙体”，蜷缩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离开住了七年的天津静园。刚出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龙头”狠狠地磕在箱盖上。到敷岛料理店下车，人模狗样地换上日本军大衣、战斗帽，乘坐日军汽车到白河码头，上了汽船“比治山丸”。到大沽口，换乘商船“淡路丸”。13日晨到达营口，再马车换火车，到了鞍山汤岗子温泉疗养区，一星期后又去了旅顺。
一切都由日本人一手操办，包括住在汤岗子对翠阁旅馆和旅顺大和旅馆，连楼也不能下，只能在楼内房间里出入、活动——这不就像条狗牵到这里就被拴住了吗？
但这并未妨碍溥仪的心情。在他那本相当著名的《我的前半生》中，“比治山丸”驶离码头后，“我”“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被拴在对翠阁里时，“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
直到1932年2月23日，溥仪才见到板垣征四郎。
在天津与溥仪会谈，并给了溥仪一颗定心丸的，是土肥原贤二。关于这两位鬼子大佐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的角色，留待本书最后叙述。溥仪最关心的是日本人在东北弄出来的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倘若当不了皇帝，他是不想来的。一个三岁就当皇帝，却只当了三年的人，不知道那皇帝瘾有多大，反正他念念不忘的是复辟大清王朝，“君临天下”。
板垣拿出的却是《满蒙人民宣言书》和“满洲国”的五色旗。这时的溥仪，好像还有几两骨头，“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还有，板垣竟然叫他“阁下”，而不是“陛下”、“皇帝陛下”。在天津，土肥原是称他“宣统帝”的。“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
可是，3月1日“满洲国”成立，溥仪9日就赶到长春就任“执政”。
不过，日本人好像也未食言，“执政”两年后，终于“复辟”为“皇帝”。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国肇基，国号满洲，于兹二年。原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始凶残肆虐，安忍阻兵，无辜吁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
……
1934年3月1日的这篇《即位诏书》，不知是哪位或哪几位汉奸、走狗写的，抑或干脆就是出自主子之手，反正溥仪从此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起来了。
溥仪“执政”第二天，就有了直到“满洲国”垮台也秘而不宣的《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秘密换文》：
径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重大之损害，本执政深怀感谢，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左开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
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施设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
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开各项之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
此致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溥仪花押
大同元年三月十日
五月十日关东军司令官复文同意
出手不凡，把能卖的基本都卖了。
据说，大清帝室立有家规，在谁手中丢失国土，哪怕一寸土地，死后不能立碑。大清帝国丧权辱国，丢失土地，当然不只从溥仪始，而且，溥仪可以说东北并不是他给弄丢的。可把东北丢给日本人的张学良的父亲，跟日本人打了半辈子交道，最终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张作霖，是曾告诫过他不要卷进日本人的圈子里的，为什么还颠颠儿地跑来投怀送抱呢？
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抱回个新祖宗——天照大神。从此，黑土地上就有了难以计数的神庙，从伪官吏到百姓都得拜“神”。溥仪自然更是率先垂范，将天照大神的牌位和3种神器置于宫中的建国神庙，每月15日必拜。日军打了胜仗、败仗，则随时去拜，谢神庇佑，祈祷神佑。
无耻的我。
丧尽人格无耻的我。
对于日寇惟命是听，对于丧权辱国早就积习成性的我。
汉奸头子的我。
我这汉奸头子。
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溥仪很会说话、写文章，当然远不止是这些猛扇自己嘴巴子的“……的我”。自抗战胜利后，他不厌其烦地说着写着的，就是他当年说的做的一切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日本人强迫的。用他自己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