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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光复后，绝大部分都加入中国籍，只有少数回了故国。
与我的祖辈闯关东相似的，是早期的朝鲜移民，多因饥馑，属逃荒性质。日本侵占朝鲜，特别是1919年爆发“三一”运动后，移民达到高潮，政治因素也越发明显起来。在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出生的李在德，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搜捕，带着一家人越界来到安东（今丹东）的。父亲和一些同志不时回国执行任务，1922年在新义州被捕牺牲。有了这样的经历，母亲成为梧桐河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多朝鲜仁人志士流亡东北，在近代共产主义运动还未兴起前，把东北作为反抗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根据地。一些人还继续北上苏联，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辽宁省兴京县（今新宾县）有个叫李东宁的年轻人，在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还受到列宁接见。回到兴京后，在东山沟办了个“马列主义学院”。开学典礼上，红旗招展，鼓号喧天，李东宁留着马克思式的大胡子，穿西服，人称“马克思服”。当地民国官员不知怎么回事儿，也跑来看热闹。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有关专家听说后不信，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新宾1918年就有“马列主义学院”了？笑话。
本书将会陆续写到的、后来成为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像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等，都是在东北参加抗战的民族英雄。
而“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其成员大都为不甘忍受日本殖民者统治压迫，奋而反抗的朝鲜（族）人。
1931年3月17日，《中共南满特委工作报告第二号》中说：“现在南满党员共二百人”，“中国人七，韩国人一百九十三”。
1932年9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一号》中说：“我们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少数民族韩国人身上，所有中国同志还不过一百余人。”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在给中央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总计全省党员共有2500多人（奉天、大连除外）”，“中国人40％弱，韩国人60％强”。
毫无疑义，这些朝鲜民族的中共党员，是最初的东北抗战的中坚力量。
与此对应的，是那些为虎作伥、被称做“二鬼子”的朝鲜（族）人。
笔者上个世纪末采访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提起伪满时期的朝鲜（族）人，都说那时高丽人“打腰”（吃得开）呀。
自1910年“日韩合并”，日本帝国主义将朝鲜完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后，日本即推行其“皇民化”政策，以所谓“内鲜一体”（“内”即日本本土，“鲜”即朝鲜）为名，宣称日本人与朝鲜人“同根同祖”，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则宣扬“五族协和”，“日鲜蒙满汉”，侵略者把自己列为五族之首，朝鲜（族）人排第二，培养他们的优越感。方法是任用朝鲜（族）人当官吏，各种配给也优于后三族，学生入学也格外照顾。把满族排到倒数老二的“满洲国”，蒙族满族汉族人被征入伍，是当“满军”；朝鲜（族）人就参加关东军，成了“皇军”。如此“打腰”，当然不是白给的，你得改成日本姓名，忘了祖宗，替日本人卖命，做走狗，当炮灰。
“我来奉天上任之初，曾就此事与田中首相进行过充分的商谈，一致认为，应致力于对朝鲜人的保护与扶持，以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重要手段。”“利用朝鲜人向满洲进行渗透，总比日本人抛头露面更富于隐蔽性。”
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讲这话时，还是“九一八”事变前，所以用的是“渗透”、“隐蔽性”的字样。
镇压，收买，挑拨离间，制造民族隔阂。“隐蔽性”是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的，日本人明白利用走狗的好处。对于汉族人，说高丽棒子共产党，和日本子一样没安好心，想占满洲的地盘；对于朝鲜（族）人，说满洲人是胡子，你们不当日本子的亡国奴，帮着他们把日本子打走了，不还是给他们当亡国奴吗？侵略者给予朝鲜（族）人的特殊利益，使一些汉族人的仇日心理不自觉地转移到朝鲜（族）人身上。一些朝鲜（族）人则依仗日本人撑腰，强占汉族农民的土地，打骂汉族人。一些汉族人也以牙还牙。有的山林队不分青红皂白，见到朝鲜（族）人就以走狗论处。
1932年7月13日，珠河特支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中韩民族感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下，相当恶劣。
1935年前后，苏联将居住在远东地区的朝鲜人集体迁移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原因不言自明。
在对应的两端之间，更多的朝鲜（族）人是选择了老实干活、种地。
朝鲜人善种水稻，移民东北，也把种植技术带到东北。那时在乡间看到稻田，就能看到穿着白色衣裤的朝鲜（族）人，就知道是“高丽屯”了。据“九一八”事变前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东北有17余万垧（一垧为15亩，或10亩，故有“大垧”、“小垧”之别，一般北满为大垧，南满为小垧）稻田，90％以上为朝鲜（族）人耕种。朝鲜（族）人之家非常简单，除了农具，一点儿炊具、铺盖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了，连鸡鸭鹅也很少饲养。这是为了迁移方便。所到之处全是荒野，第一年地租全免，第二年开始交租，3年后达到5成左右。加上“二地主”（又叫“二房东”，类似于今天的二次承包人）的盘剥，地租可达七成，拼死拼活干一年，也难糊口。逢上灾年，那就只有继续迁移、逃难了。
那时人们管水稻、稻子叫“精子”，大米叫“精米”。如今东北乡间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些人仍然叫“精子”、“种精子”、“精米”、“精米饭”。笔者小时也这么叫。写这些，是因为后面还将写到“精米所”，在此先做解释。
如今都说“朝鲜人”、“朝鲜族人”，当年的文件上大都是“韩国人”，民间大众则叫“高丽人”，有的还在高丽后面加个“棒子”。不光有“高丽棒子”，还有“山东棒子”。东北为移民之乡，主要是山东、河北两省人，后者被称做“河北老奤（音tǎi）”。像后面将会写到的抗联9军军长李华堂，河北滦县人，就被称做“李老奤”。“老奤”的出处和意味，笔者未能寻得。山东人倔、直，说话、办事不大会拐弯，像棒子似的。朝鲜（族）人性格和山东人差不多，就都被加个“棒子”，不无贬义，却也贬不到哪儿去。1939年除夕夜，金日成和抗联1军老兵文广魁，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片底子密营，金日成说：你是“山东棒子”，我是“高丽棒子”，咱俩搓包米棒子煮包米粒子，这叫“三棒子过年”——此为后话了。
李在德的父亲牺牲后，在安东待不下去了，母亲带着她和六十多岁的奶奶，老少三代三个女人，北上哈尔滨，又辗转来到梧桐河，也是种稻子。
在梧桐河出生的李敏，父辈的人生轨迹，也和李在德差不多。
李敏老人说，那时他们管中国叫“大国”。有时在屯子里和小伙伴玩，看到东北军来了，就往家里跑，说“大国”的兵来了。
“九一八”事变了。下雪之时陆续见到北撤的东北军，许多是溃兵。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都提心吊胆的，有点儿风声赶紧藏起来，平时则把锅底灰抹脸上，再尽可能穿得破烂点儿。而今中国和世界都在选美，那时就是竞丑了。这样，一旦躲避不及，也能降低点儿风险。
“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说的是东北人过春节，在吃着“好嚼裹儿”（东北方言，指“好吃的”）的同时，也开始了一年中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村镇都组织秧歌队，扭秧歌，踩高跷，二人转等戏班子也空前活跃，走村串镇演出。这样闹腾到3月，锣鼓、唢呐声逐渐息了，庄稼人就开始张罗备耕，为一年的生计忙碌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能歌善舞的编在表演队，口才好的编在讲演队。讲日本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