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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没有，我说说过。老柴原来的媳妇是个小脚，不能跟随部队行动，挺贤惠个人，几年前去苏联学习了。那时夫妻离开几年后，好像就可以再结婚。周保中说老柴这人挺好的，组织上同意你们建立夫妻关系，但是不会强迫，你好好考虑考虑。第一次谈话，把我吓了一跳，犯了什么错误，值得总指挥亲自谈话呀？第二次再找，没见面就知道什么事了。
老人说，老柴又找我谈话，我说我是个野丫头，没文化，不会说场面话。他说来人我给你介绍这是谁，你伸手握下手就行。我说男女握手，那不叫人笑话呀？他说这是革命队伍的规矩，就教我握手、敬礼。我们是在喀上喀密营举行的婚礼。结婚后，我说他们怎么说我是你的“二人”呀？他哈哈大笑，说不是“二人”，是“爱人”，心爱的人，教我写“爱”字。
师长、团长到军部开会，见到军长就说哪个是嫂子呀？柴世荣摸着胡子，乐呵呵地道：哪个最丑就是。
柴世荣有个干儿子，是在救国军时认的，在团里当连长。见到胡真一就叫“干妈”，把胡真一臊得呀。
老人说，我们这些女兵，活下来的后来大都结婚了，大都是在苏联野营时结婚的。中国人嫁给朝鲜人的，朝鲜人嫁给中国人的，那是战斗中结下的情谊。王玉环嫁给崔庸健，郭铁坚牺牲后，李淑珍嫁给金京石，都是中国媳妇，都生的“双棒”（双胞胎）。大家开玩笑，说可不能嫁给朝鲜人呀，一下生俩，谁受得了呀？
李敏和陈雷是自由恋爱。
陈雷，原名姜士元，1917年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1930年考入桦川中学，曾任佳木斯市委书记，1938年上队任6军组织科长，之后为3军3师政治部主任、联军总司令部宣传科长、1支队政委。
从6军到3军，陈雷经常给官兵讲课。古今中外，女兵都是军中一道风景，自然都是瞩目人物，当然也就认识，两人却从未说过话，连一声招呼都未打过，没有任何别的感觉。
剧变是瞬间的。那是1940年3月，抗联在苏联北野营训练，射击、投弹、刺杀、滑雪、班排进攻。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了那么多年，这是第一次正规的军事训练，官兵的汗水洒在了异国的冰天雪地。有一天的一个瞬间，两个人的目光突然碰到一起，倏地一种异样的感觉迸出火花，就注定了他们将携手一生。
之后，也就是见面打招呼了，有机会两人唠上几句，也都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的话题。有人对此好像有种特殊的敏感，很快发觉了其中的“问题”，就向领导报告了，北野营就满营风雨了。有人还在墙报上贴出小字报，说他们是到“阶级祖国”谈恋爱、搞腐化来了。
压力几乎都是冲着李敏来的，起码首先是冲着她来的。因为陈雷跟着赵尚志犯了“错误”，此前已被开除党籍，起码挽救难度是比较大的。
李敏老人说，我这人那时一直挺顺。革命家庭，十二岁参军，后方前方都不落后，政治上好像肚脐眼都没疤。可这回不行了，领导一个个跟我谈话，翻来覆去就是不能跟陈雷谈恋爱。说我各方面都好，组织上要好好培养你，回国后担任重要工作，眼下这一关一定要经得起考验。说陈雷出身不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跟赵尚志划不清界限。后来又说像他这种职务，不够结婚条件。我说我们是恋爱，也没结婚哪？后来党委会上又谈，撤了我妇女排党小组长的职务。
老人说，那时我有两个问题想不开。一是赵尚志打鬼子那么厉害，敌人都怕他，为什么要把他开除党籍呀？二就是谈恋爱这事。我们这代人和我们上一辈的人，有的就是为逃脱封建婚姻，投身革命的。我们党主张自由恋爱，我和陈雷既没影响革命、抗战，也没妨碍谁的利益，怎么就不行呢？
当时，不少战友为他们捎话传纸条，苏军官兵更是公开支持。不知苏军在这方面有何规定，但在这些苏联人的眼里，青年男女谈恋爱是自然的、正常的，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东西。
之后，包括陈雷和李敏在内，野营中的婚礼就多起来了。十来年过去了，连李敏这样的小丫头都变成十九岁的大姑娘了，更不用说那些二十来岁就参军的了，况且又有这么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前面写过的1军的杨效康，还娶了个苏联媳妇。
1941年秋，杨效康和王传圣，还有个2军的迟秉学（后来为朝鲜人民军少将），过界后被送到集体农庄劳动。一天，农庄主席说小杨呀，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呀？杨效康以为是开玩笑，就说行啊，是谁呀？主席说出名字，杨效康认识，是塔见特医院的护士，金发碧眼，年轻漂亮，还有文化。杨效康知道不是开玩笑了，可还觉得像开玩笑。王传圣和迟秉学说，人家姑娘可能早就看上你了。第二天傍晚，农庄主席把姑娘领来了，说你们自己谈吧，两个人就坐在白桦林边谈上了。
“浪漫行为”——腐化行为
周保中1937年11月2日日记中写道：
由9军军部调遣临时参加五军工作之孟兆庆，视其青年有为，工作中加以督促和教育，乃孟兆庆不习于好，第一次受王师长光宇之派遣，以百元钱入土龙山胡伦浪用，谎言归报，曾加以申儆，并督勉之，于下江工作中带二百两烟土入富锦、集贤镇购买迫切需要之弹药。该孟兆庆竟敢花酒自娱，将二百两烟土浪费尽净，回报损失。嗣经王师长此次西行调查明白，以款巨数，嫖吃殆尽，不但使军需受损失，而失去对民众捐纳之信仰，若不严惩纪律坏矣。乃召集兵士代表会议判决执行处死。青年因属可惜，然不堪教育无长进，犯罪致死，亦有应得。
1940年12月，《抗联第五路军（原文如此——笔者）南部活动记录》中说：
妇女申莲云因乱婚过甚，经全体会议通过处死刑。
周保中同年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本部副官张永和原属第三军随赵尚志同志，此次转调第二路军本总部。于五月二十五日夜，张永和利用机会拟向本部妇女工作者李英淑乘睡后，（高丽同志）施无礼。李于觉醒时呵斥之。张犹无赖。李大责斥。时余闻声，悉其事。立传张至，解除武装。此种卑污行为破坏纪律，为从来所未有，决严处治之。乃召请尚志同志及部中干部诸同志，讨论结果。均认为张永和系罪犯行为不可容恕，决处以死刑。随即绑赴刑场，执行枪毙。翌晨向部队全体宣布。
下面为1939年10月10日《革命军事临时审判庭审判书》中的《判决书》之“五”：
李凤仙，她东满党领导下参加儿童团转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再转到中共党成为党员，党的年龄很深，经过多年的斗争。可是她思想上的表现最落后，在工作上并没有任何进步，而为乱爱犯过好多次的错误（在东满的时［候］）。最近她为爱情而牺牲革命，同时和最坏的刘永财结婚，又复提出离婚，对党不忠实，破坏纪律，完全（是）反革命的行为，因此处以死刑。
曹曙焰老人说，姜信泰和姜信一是亲哥俩，都是5军3师的团政委。有个女兵李生金，中等个，清秀、漂亮，爱唱爱笑挺活泼，党员。她的丈夫西征了，好像是牺牲了，我说不大准，反正是和姜信一好上了，形同夫妻。上级批评他们，两个人就跑了。这是1939年初的事。秋天，姜信泰带我们到桦川县南边筹粮，听说他们在那儿，仍然打着5军8团的旗号抗日，还发展了几个人。姜信泰指挥，把他们包围了，一喊话，就打不起来了。姜信泰说你为什么脱离队伍，姜信一说我和她离不开了，知道影响不好，就离开了。姜信泰说男女关系是小事，开小差、逃亡是大事。姜信一说，我们没投敌，也没当胡子，还打日本子。我和连长王庆云的意见，是把他们带回军部处理。姜信泰说咱们到这筹粮，不能耽误工作，再说路上跑了怎么办？这是个原则问题。结果，把两个人绑树上勒死了，那几个人跟我们走了。
1937年，无月有日还有地点（“五日写于晚十一点三道通”），《宋一夫关于五军内部情况致周保中同志的信》中说：
经济支出，现在我看来真是如流水般向外淌，已不像我从前困难的五军了，骤变成资产者。如走狗军来一兵，招待费也要超过十几元，走后还要拿个三二十的钱，我们虽然说讲联合不能使他无政治部分认识，只以金钱引诱，他们拿花言巧语来欺骗我们，为（未）免太糟了。
如此种种甚多，不用多说，特别是我干部同志的生活真是不亚于高官富贾一类，鱼盒子、果子点心类——一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