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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经历过这个历史时期的抗联老人，都说那时你讲“反日”，没有不赞成的，可一提“革命”、“苏维埃”，就没嗑唠了，甚至立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杀你就不错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有抗联老人说：回顾这段历史，没有比毛主席的这段话再切中要害的了。
1929年4月13日，中央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在东北巡视了3个月后，在给“祥生兄”写的《满洲省委目前工作状况》中说：“满洲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经过相当时日，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
古今中外，领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少走许多弯路，就有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东北来说，自“九一八”事变，到从1939年冬开始，抗日联军不得不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原因多多，一直未能形成一个足以号令东北党和军队的领袖人物，不能不算其中之一。
可“九一八”事变那时的东北，共产党人恰好有了自己难得的领袖。临危受命的罗登贤，一个从名字到事迹都令今人感到陌生的南国青年，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英明、果敢、成熟和远见卓识，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
从奉系军阀到日本侵略者，一直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像罗登贤这样的人物。这次，是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轻而易举地做了敌人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
被撤职调离东北的罗登贤，1933年3月28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任上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5个月后被秘密杀害。
没人知道，曾誓言不驱逐日寇绝不离开东北的罗登贤，在不得不离开这片苦难深重的黑土地时，会是一种什么心境。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和笔者一样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罗登贤还活着（如果不被调离东北，他就可能活着），还在东北，还是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的抗战之路会顺溜、坦荡多少啊！
他的思想，曾闪电般照亮东北的抗战道路。当历史的进程终于不得不从歧途恢复到它原本的路线时，鲜血、生命的代价，共产党人已经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而这种代价，在某种意义上，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是付不起的。因为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了，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自然环境太恶劣、严酷、苛刻了，几乎不允许犯下任何较大的错误。
这是一个凶险的开头！
战略上的严重失误，使共产党的东北抗战陷入极大的危机和孤立，于是这原本就多灾多难的征程就越发得多灾多难。
第2章 夺枪
“都学列宁好思想”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学习要努力，
人人都做模范少年，天天要向上；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模范少年当，
你也当，我也当，都把列宁少年当。
模范学校少年们啊，要学列宁主义，
要当列宁好少年，要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你也学，我也学，都学列宁好思想。
过渡时期不会长，共产主义不遥远，
那个时候新社会，定是人间好乐园；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要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靠我们。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老人，编选了厚厚一大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共403首）。老人说，这首《模范学校校歌》，是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比李敏大七岁、离休前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新中国诞生后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处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国务院公章和周恩来总理的印章，人称周总理的“掌玺大臣”。1929年唱这首歌时她十二岁，那时她和李敏都住在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中东部，哈尔滨市东北面。因一条梧桐河而得名的梧桐河村，正处于松花江下游与梧桐河的汇合口，水土丰美，自然引来人居。村子又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而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村”字大都是写在纸上的，北满乡间人们挂在嘴上的是“屯”、“屯子”，南满则大都叫“堡”（音pǔ）、“堡子”。
1928年初春，这个清一色为朝鲜（族）人的屯子，来了三个挺受欢迎的陌生人。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沉稳干练，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就是后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这时的名字叫崔石泉（为避免引文中引起混乱，本书沿用此名）。他在朝鲜进行革命活动被日寇通缉，流亡中国，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过广州起义。另一个朝鲜（族）人张仁秋，个头比崔石泉还高，外号“张大个子”，黄埔军校毕业。还有一个姓王的汉族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人。半个多世纪后，李在德、李敏还能记得的是蔡平、金志刚、李春满，几乎都是朝鲜（族）人，一看就是有相当文化的人。还有两个女的李秋岳、张英华，二十岁上下，留着男孩子似的少见的分头，让屯子里的人啧啧称奇。
他们都是受满洲省委之命，到梧桐河办学开展革命活动的。
朝鲜民族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流落到哪里，再苦再穷，只要有十几户人家，就要凑钱办所学校，把孩子送去读书。梧桐河村有几十户，只是难觅一个够格的教书先生，这事也就不得不耽误下来了。这回不请自来了这么多有学问的先生，自然喜不自胜、欢迎不迭了。
李在德当年就上学了，李敏是两年后六岁时背上书包的。
刚建校时只有30多个学生，两年后扩大到200多。连汤原县城，以及依兰、富锦、集贤等邻县，也有人把孩子送来读书。
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学文化，搞演讲。讲马列主义，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在南方领导人民闹革命，中国和朝鲜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念，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还教唱歌曲，《红旗歌》、《国际歌》、《红军歌》，等等。一到晚上，屯里人都来了，老人孩子也不例外。许多人听不懂，那也崇拜呀，说这些先生了不得，哪国的事都知道。
如果在奉天、吉林（吉林市，当时的省会）、哈尔滨，不用别的，就凭这些歌，特务或军警早出动抓人了。山高皇帝远，满洲省委的指示来得也晚。1930年已是李立三路线末期，9月中央指示现在进行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尚不成熟，汤原县还在积极准备暴动。11月，梧桐河模范学校开办军事训练班，学员是各地选派的积极分子和本校高年级学生，办了3期，每期3个月，培训140多人。这些人大都入党了，“九一八”事变后成了汤原地区党和军队的骨干，其中师团领导就有10多人。他们和模范学校的这些教师，90％以上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在崔石泉领导下，建校当年秋天就发展了第一批5个党员，李在德的母亲金成刚为其中之一。第二年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赤卫队、儿童团。赤卫队员都是青壮年农民，武器除了几杆老洋炮外，就是棍棒、农具。李敏的父亲李石远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李敏、李在德都是儿童团员。为了准备暴动，屯里人炒炒面，做干粮，杀牛把牛肉切成块儿，放在热炕上烘烤牛肉干，把房子都烤着了。
梧桐河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
东北民间管“苏区”、“红区”叫“红地盘”。“九一八”事变后，在南满建立了抗日政权的地方，则被称之为“中国地”，生活在“中国地”的人就不是亡国奴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朝鲜人在东北的移民史，和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生存状态。
朝鲜与中国仅一江之隔，冬天冰封雪裹，往来如履平地。逢上天灾，或是战乱，就越江北上，进入中国东北。这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初叶。早期移民大都聚集在东边道和东满地区，后来逐渐深入腹地，乃至遥远的北大荒。据民国政府统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为94万，占当时朝鲜海外移民的67％左右，其中加入中国籍的近10％。就是说，30个东北人中，差不多就有1个朝鲜（族）人。“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