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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提过人格平等的思想，“舜，人也；我，亦人也”“尧、舜与人同耳”“人皆可以为尧舜”，说在人格上普通百姓与圣王是平等的，这也是吕布推出“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一大理论根据。
孟子的思想里面最为吕布称道的便是民本思想，他最为有名的论点当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另外还有“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以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在这里面，规定了君臣、君民之间存在契约关系，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孟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鼻祖，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便是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可惜被人念歪了。
儒家文化由孔子创始，到孟子发展至最高峰，其精华是蕴藏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宝贵的民主基因，比如其核心的“天下为公”的民本位思想、“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王权天授、天意民授”政治权力起源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体制架构设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人文思想、“与民同乐”的治世思想等等，仍是汉人的文化精髓，应该进一步弘扬，但很可惜，历朝历代的皇室、官僚阶层口中念念有词，实际上都没有把亚圣的话放在心上。
孟子倡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个人健康人格，提出了“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人生最高道德标准，从而打造了全民族的强健精神支柱和充满浩然正气的民族性格，完整地构建了全民族的道德体系，加上儒家“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无敌，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仍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一直是汉人在人文理想方面的宝贵精神财富。
孟子的民主、民生、民权思想博大精深，穿越千年时空依然生命力无限，可惜后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将孟子阉割了，将孟子束之高阁了。
因为《孟子》里面强烈的民本思想，自先秦到中唐，一直被上层权贵冷遇，束之高阁，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了中唐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明朝朱元璋虽是贫民出身，却一心想要家天下万万年，所以很憎恶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次日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
这便是吕布招来朝廷里这些有名望的儒学家们的第二个动机，尊崇孟子，把孟子提升到唐朝以后的位置，吕布想积极地将孟子的“民本”思想转化为推动人类前进的“民主”思想。
孟子的“民为贵”，以现代思维去理解，便是：公民是一切组织的组成者，是存在之本。因此，一切组织的权威和权力来自每一个公民；公民的权利是天然的，结论是，公民享有天赋人权；公民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授予、制约和废除任何人的权力。
孟子的“社稷次之”，可以这样理解：国家的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它的国体和政体，它的民族结构，都不是最终的诉求，而是保障公民实现天赋权利的合适选择，它必须永远符合全体公民以适当的方式作出的决定。单一制、联邦制、独联体并不重要，总统制、议会制并不重要，任何主义并不重要，由公民来决定和改变决定才重要。
孟子的“君为轻”在非典型奴隶制和非典型封建制结合的专制时代，孟子宣称君为轻，足以让几千年来掌握着相当国家权力的儒家弟子们汗颜。在孟子看来，国家的存在方式都可以讨论、可以变动，而且连周家天子坐不坐天下是最次要的事，那么几千年后，只能直白地说：“谁执政并不重要，谁执政要由公民说了算，谁执政都必须对公民负责，谁也不能自证代表公民，每一个公民都是自己的代表。”
从孟子的逻辑中，不难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人权大于主权。二、“君为轻”为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理论平台，只是民族问题在现实中和理论上没有解决好，如果清王朝是汉人政权，十九世纪末走向君主立宪，将是中国最佳的选择。
以此推之，孟子的伟大可见一斑。
第716章 三个平等原则
或许有人说，你吕布已经距离皇帝一臂之遥，你要搞什么民主，不是自掘坟墓吗？
不，吕布从二十一世纪来，看惯了专制独裁统治的种种坏处，也受够了专制独裁统治的种种罪恶，他即便想让自己吕家家天下，也绝对不是重复中国那三千年的旧制度，起码是君主立宪制度，起码是民众有权监督官府的制度。
以这种制度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存在来看，非但不会削弱最上层的统治，还会让最上层和最下层联合一起，形成对官僚层次的联合监督，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吕布推动得好，也许中国从此就可以避免改朝换代的痛苦。
吕布这些天，沉下心，一直在思考将把中国带往何方？
如果想要做皇帝享乐，李世民的唐朝、赵匡胤的宋朝、朱元璋的明朝，都是可以效仿的对象，但吕布不想那么重复历史的老路。
因为很明显，那样的老路是邪路，是歪路，不是正路，吕布不想让子孙万代继续重复王朝更替的惨剧。
儒家理想中的封建帝国是千家万户依靠人力和畜力、使用铁制农具耕种收割的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和基层的里甲组织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维护国君恩赐给各层臣民的相对权利，并向社会提供福利。每个王朝的开始几十年里，都是这样度过的。
可在随后的日子里，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这种偏离均衡点的趋势，发源于官僚代理集团对代理人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集团整体或个体的巧取豪夺，于是就有了潜规则体系对儒家宣扬的均衡体系的替代，就有了王朝更替和治乱循环。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